身为农民的儿子，年轻的卡门尔-盖博简直是个人奋斗的典范。
南方的农民比北方的农民要穷困的多，因为相较而言，他们要负担更为沉重的赋税。其实人多地少，是南方农民的一大缺憾。而在北方人看来，南方气候温暖，物产丰富，那就更应该多交税。
从欧罗巴的历史看，大一统的政权从来都是在北方奠定基础，然后南方伏首称臣，然后送上自己的税册。他们甚至很少反抗，然后这就成了传统的一部分，仿佛南方人不多交点税就是一件奇怪的事。
作为农民，土里刨食，每年交纳了土地税、军役税、人头税及其附加，还有货币化的道路捐后，最勤勉的一户农民也所剩无己，万一要是遇上天灾**，那就是厄运当头，只能向教会或富人借债，并寄希望于来年能够还上。
所以，农民的儿子要想读书识字，根本就是一种奢望。有些富有远见的农民想这样做，负担更加沉重不说，又往往会带来邻人的讥讽，讥讽他不知道天高地厚。
6岁的时候起，卡门尔就给富人的儿子当侍从，以贴补家用。富人请了家庭教师给自己的儿子启蒙识字，卡门尔也得以旁听，并表现出了远超常人的聪慧之处。
那位可敬的家庭教师动了惜材之心，主动找到卡门尔的父母，要资助卡门尔读书。
但好景不长，资助没几年，那位家庭教师因病去世，资助也就中断了。这个时候，卡门尔的叔叔，也就是肖思所认识的那位勒布朗-盖博站了出来，努力挣钱资助自己侄子，使得卡门尔得以继续学业，叔叔也是普通人，靠力气拼命也只能勉强交起学费。
当稍长大以后，卡门尔给自己找了份为人抄写的活计，因为他的字写的既工整，速度又极快，所以他的主顾很多，顺便他还要替人写信，每次都能得到几个铜板。有时一天要接十几份这样的工作。
唯一的遗憾是他很早就戴上了眼镜。
这样的生活一直伴随他考入普瓦图大学，这时的他，不仅不需要自己的叔叔资助，还表现越来越出色，完全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随着在外兼职的回报越来越多，卡门尔越来越讲究衣着和打扮，他学会了抽烟，学会了圆步舞，也对许多品牌的葡萄酒很有研究。
虽然有闲阶级的生活令人羡慕，但卡门尔只是把这些当作自己迈向上流社会的敲门砖而已。
正是这样的背景，使得卡门尔对个世界的所谓阶级有切身的体会。
正如sān_jí会议的代表组成，上等人有三个圈子，教士、贵族和富人。每个圈子里又有不同的小圈子，比如富人当中，有大银行家和大商人、大地主，也有工厂主和小作坊主，还有农村中小地主。
至于自己，卡门尔扪心自问，哪个圈子都不是。
也许某个曾被指控的教士请让他写一篇赞美上帝使徒的诗篇，也许某个道德败坏的贵族会用施舍的口吻，询问他愿意当他家族子弟的私人教师，或者某个有钱人干脆扔给他一袋金币，让他写一篇攻击对手的文章，并且一定不要被对手抓住把柄。
卡门尔将以上这些人统称为有闲阶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高度统一地称呼他们。卡门尔甚至认为自己创造了一个饱含深意的新词汇，嗯，这既属于社会学也属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范畴，将一小群人同大多数人区分开来。
这一天一大早，在熬夜伏案写了一晚上的毕业论文后，卡门尔在食堂胡乱吃了几口，就匆匆走出校门。
他要赶往《热那亚人报》报社，他现在是报社助理编辑，因为他扎实的文字功底和辛辣老道的文笔，以及独到的见解，好几篇文章被这家报纸刊登并引起很大反响后，他被报社发现并录用了，尽管他还没毕业。
这份新报纸，求贤若渴，尤其是一下子多出几十份报纸的时候。
对卡门尔来说，这份工作不仅体面，待遇还不错，尤其还是他喜欢的笔杆子。
这份工作，简直就是为他量身订制，卡门尔工作很努力。
虽然出门比较匆忙，卡门尔还比较注重自己的仪表，这身衣装花了他一部诗集的大半稿费，当初做出这个决定时，很是肉痛了一番。
今天报社的气氛有些奇怪，社员们，无论是校对员还是记者们都在埋头工作，但远比平常安静的多。
一长排书桌的对面，是几张沙发，通常属于外面客人来到报社时，客人随从们待的位置。今天这个位置上坐着几个面色阴狠的家伙，他们坐在那里吞云吐雾。
有跟卡门尔混的比较熟几个同事，冲着他使着眼色，又对总编辑室的方向隐晦地点了点下巴。
卡门尔深吸了一口气，敲了敲门。
“进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杜瓦先生在里面应道。
“早上好，杜瓦先生！”卡门尔很是恭敬和礼貌。
房间里还坐着另一个人，虽然心里极度震惊，但卡门尔仍然装着不认识，因为这是托马斯-戴利，秘密警察局的局长。
戴利局长最近俨然成了报业公敌，因为他迫使二十多家报社关门大吉。
“卡门尔，这是戴利局长，他有些问题需要问你。”杜瓦先生交待了一句就溜之大吉，将自己的办公室留给房间里的两人。
卡门尔暗骂了杜瓦先生一声滑头，硬着头皮道:
“早上好，局长先生！”
“早上好，你是盖博先生？”戴利局长走到杜瓦先生的位置，然后施施然坐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