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低声报告的人用的是官话，说明情报是宋插这一渠道来的，而非莱茵的公函。这是谢绾要求，所有华裔侍卫在汇报公事时，无论有没有其他人在场都要用官话。
信是由邹汉勋和郭士立发来的。
两年前，邹汉勋结束在莱茵的三年培训，乘坐荷兰人的商船回了清国，宋插也一路同行。
在宋插的老关系运作下，花了两万两白银，约合七千英镑，为邹汉勋买了个四品广东按察副使兼驿传道。此时清国官场卖官鬻爵已经是明码标价，甚至有了功名的进士举人，不花钱也是补不了实缺的。邹汉勋拿到这个位置是个没什么太大油水的官，也不算贵，但胜在能掌握清国官场消息，顺带还能结识不少上官。
最初这邹汉勋还有一些励精图治的想法，但到任上干了不到三个月，就知道这官场里自有一套规矩，个人有什么离经叛道的想法，那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毕竟仰仗谢绾的银子当上了官儿，而且每年还从谢绾那里领一份莱茵贸易代表的津贴，总得对得起人家的付出。于是邹汉勋也不再想什么经世济国了，一门心思替谢绾打探消息，开拓人脉，闲暇时边继续苦读备考，想走个正途，再升一下。
而宋插回到广东，主要是找回南洋商人在广东的老关系，替邹汉勋铺路；建立广州的联络点以配合贸易代表帕尔默；另外就是与郭士立建立联系。
在澳门南洋商人的引荐下，宋插见到了郭士立。这郭士立颇通中国人情，见宋插虽说商人打扮，却有一股子军人的气质，想来背景深厚，便热情的接待了他。
一番寒暄后，宋插切入正题。他问郭士立，
“郭先生目前为东印度公司服务，一年有多少俸禄？”
郭士立皱皱眉，这是个很不礼貌的问题。但他估计宋插还有下文，于是含含糊糊的说，
“一年总也有个五十英镑。”
宋插在欧洲日久，他知道此时英国的中产阶级年收入也不过三十英镑，郭士立给英国人做翻译只是个兼职的闲差，多半也拿不到这么多。
但按照谢绾的意思，宋插还是说，
“我受上司差遣，来跟您谈一笔生意。您此后为东印度公司翻译的文件，你所听到东印度公司对清国和东南亚的行动，卖给我们。我保您一年至少还能有一百英镑入账。”
郭士立愣了下，不屑的笑了，
“这是违背我职业道德的，怎么可能……”
宋插也笑了笑，从背包里掏出一张纸，放到郭士立眼前。
郭士立疑惑的看了那张纸一眼，大吃一惊，
“这是……这是我父亲？”
郭士立还没见过照片，但照片上的人却无比清楚。宋插点头，改用流利的德语说，
“正是令尊。我们已经把他接到了德国境内一个安全的地方。您也是德国人，以前德国人在远东不存在，如今我们来了，于公于私您都应该和我们合作。。如果您不答应，那就不仅赚不到钱，而且很可能再也见不到令尊了。”
这倒让郭士立诧愕了，他本以为宋插代表的是清国境内某股势力，没想到宋插居然自称是德国人。
郭士立的底细是清国人绝不可能清楚的，更别说软禁他父亲、还拿出这种先进的留影技术作证据，加上宋插一口流利的德语，让郭士立不得不信他的话。
郭士立端起桌上的茶杯，默然轻啜。
宋插又从包里拿出十英镑，放到桌上，推到郭士立面前，
“这算是见面礼。郭先生。虽然我们需要您经手的所有东印度公司的资料，但我们只是用来作为将来进入清国市场的参考资料，作为第三方，我们原则上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来影响清、英两国的外交事务。所以您的行为不会有什么安全问题。”
然后他把钞票放在照片之上，用指节在上面敲了敲，起身告辞。
不久之后，郭士立就与身处广州的宋插建立了联系，开始输送一些东印度公司的件。至此，到1836年底，莱茵在清国的情报机构，由广州南洋商人宋插、广东按察副使邹汉勋、澳门东印度公司翻译郭士立三人为核心构建起来。
这次邹汉勋和郭士立分别拿到清国方面和英国方面对鴉片问题的情报。宋插汇总后觉得局势在迅速恶化，于是派人给谢绾送了信，因为谢绾在伦敦，信又辗转到了伦敦。
谢绾看看信的内容，里面包括三个部分：
其一是1836年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在一次涉及清国事务的官员会议上，扬言要用武力对付中国；同年，在伦敦成立了“印度和中国协会”，这个协会旨在为保护商人在远东利益，协同影响英国政府以强硬态度应对清政府——这两件事，郭士立都以中国通身份参与并担任顾问；
其二是1836年11月12日，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奏折：
“今日之弊，事事以办不动三字借口，而其尤为因循迁就者，莫如鸦片弛禁之议。……纹银出洋，诚为可虑……鸦片开禁……是撤藩篱而饲虎狼也……虽日禁兵丁，而终无净禁之日……天下之患，莫大于一发而不可收。”
差不多同一时期，两广总督林则徐进言道光帝：
“鸦片流毒于天下，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
这两件事都明发邸报，被邹汉勋看到，誊抄之后转给了宋插，继而又到了谢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