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二年，巴达维亚总督库恩决定进攻澳门，取代葡人，并打开对华贸易的大门。为此，他计划纠集十六艘战舰，一千余名士兵。
舰队当中竟然还有四艘英国船入伙，可见殖民者虽有矛盾，但在本质和利益上，还是大同小异的。
也就在荷兰人筹划准备的时候，消息却不断传来，使得原来的计划有了修改，甚至是中断的可能。
首先是在倭国的荷兰商人传回来的，大明开放海禁，并与倭国达成直商协议，互相承认奉书插旗和朱印状。
在倭华商已获大明朝廷特赦，“中国船长”李旦和甲螺颜思齐率先归明，倭国作为获取中国商货的中继作用大幅减弱，还可能将最终丧失。
倭国加强了对朱印船贸易的管制，禁止西部大名拥有载重五百石以上的大船，朱印状只发给与将军关系密切的京都一些豪商。
同时，倭国幕府还下达禁令，对私下与西方商人经商的西部大名实施严惩，以避免其壮大经济实力，并得到先进武器。
这些突然的变化，使总督库恩不得不暂停军事进攻的计划，重新审视取得对华贸易的渠道和方法。
显然，沿袭之前的贸易方式：卖洋货给倭国，换成银子再在倭国购买大明商货。不仅要付出更多的银子，还有不能持续长久的危险。
而倭国幕府的政策改变，显示出会继续加强对外国船只的贸易活动的管制，这对荷兰商人来说，可不是好事。
当然，大明开放海禁，一下子增加了青岛、上海、厦门、宁波、广州等通商口岸，这意味着荷商有可能从大明直接贸易，通商互市。
在倭国的荷商就看到了这个契机，已经通过华商作为中间人去大明试探通商的可能，以及具体的条件。
这个时候动武，冒着激怒大明朝廷的危险，显然是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