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化贞与袁应泰一样是文官，不懂军事的文官，还都雄心勃勃，大言不惭。
只在今年下半年，王化贞便每每轻信谍报，出兵欲战，又中途而废。这都好几回了，你们就没看出问题？
我跟你谈文官不知兵，你跟我说文官忠义死节，两个思路、两个判断好不好？
鸡同鸭讲啊，这话没法说下去了。
叶轩没有了兴致，叶向高也不能再与皇帝争论此事。既然叶向高刚才说得挺诚恳，叶轩也就顺势说出了自己的新想法。
“国多战事，良将难求。”叶轩看着叶向高，缓缓说道：“而武职世袭弊窦丛生，八股取士又难录得全才。朕拟明年开武举，并增殿试。”
构建武学学校，专门培养军事人才，肇始于唐，兴盛于宋。
唐朝在武则天时，增设武科，选取武学人才。而历史上最有名的武举人就出在唐朝，郭子仪郭令公。
宋代创立了比较完备的武学体制，并开始将武举制度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开始体系化、成熟化。
而宋朝武举考试的原则是：以策定去留，以弓马定高下。
在明王朝建立前一年，即吴元年（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就颁布了文、武两科取士的诏令，广求天下能人贤士。
洪武六年，朱元璋认为科举挑选出来的“后生少年”才不堪用，就罢科举不用。
一直到了洪武十七年才重新开科，但却只从文科取士，未开武科。
到了英宗朝，大明帝国已不复洪武、永乐两朝的威风霸气，也没有仁宣两代的承平晏乐，盗贼蜂起，边患频仍。
正统六年（1441年）五月，英宗正式批准御史朱鉴的奏请，下令在南京、北京各办一所武学，立武学学规。
结果，英宗因轻启亲征，在土木堡被俘，武举之事也因此停废。
英宗死后，宪宗即位，深以“土木之变”为耻辱，于该年十月批准公布了明朝第一部《武举法》。
但是，天顺八年武举虽已开科，但却无一人应试。
之后，在弘治、成化年间，武举经常中断，规模也不是很大，应者寥寥。
到了正德年间，明武宗诏令武科考试结束，自己将在中府赐宴武举人，该宴称“会武宴”。
嘉靖年间，“倭患”大炽，武举又被朝廷重视起来。抗倭英雄俞大猷便是武举出身，在在抗倭战争中脱颖而出。
此外，朱先、郭周、张景安、朱平、姚清等抗倭英雄，都是从武科场上走出来的杰出人才。
到了万历后期，辽东女真兴起，在辽东战场上，同样涌现出了许多武举出身的英雄人物。
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在浑河血战中壮烈殉国的童仲揆。
尽管武举已经制度化，并有正德抬高武举地位的“会武宴”，但在当时的明朝，却并不受人重视。
原因很简单，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常见的问题——重文轻武。
金榜题名，状元夸街，御宴簪花，这可都是文举所享受的荣耀。
所以，“崇文抑武”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人们都以文举为正途，以考中进士为光宗耀祖，不屑于武学和参加武举科考。
明人吴骞辑在《东江遗事》中写东江镇帅毛文龙在万历年间参加武举时，还提到：“明俗轻武人，乡有习武者，目为兵，不齿于所亲。”
这就又提出了个问题，那就是明朝的军籍。
明朝可没有什么“一家参军，全家光荣”，更没有什么“优待军属”，军籍和民籍有别，社会地位低人一等。
所以，很多世家大族以子孙中武举为耻，认为这是自轻自贱、使祖宗蒙羞的做法。
而叶轩增加殿试，把武举抬到跟文举同样的地位，自然是为了招揽人才。同时，走出扭转“重文轻武”之风的第一步。
叶向高沉吟了一下，开口问道：“陛下，明年是会试，再开武举，是否显得紧促？”
叶轩反驳道：“早拟旨，早颁布天下，明年春天会试，秋季再开武举，又有何紧促？嗯，就这么定了。”
叶向高见皇帝心意已决，这又不是什么违反规制的事情，也没理由反对，便躬身领旨。奏事已毕，叶向高告退而出。
首辅也该换啦！叶轩拿出自己的小本本，又开始划圈圈。
划着划着，叶轩无奈无力地叹了口气。
撤换几个官员又如何，顶替他们的还是东林党同志，对大明的政局好象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思索半晌，叶轩才想起英国公张维贤，令宫人宣召。
明朝的军队主要以卫所为最基本的构成，其中每个卫大致有五千六百名士兵。
在朱元璋初设“京营”卫戍部队的时候，其共有四十八卫，合计兵力近二十七万人。
随着大明王朝逐渐趋于稳定，到了明成祖朱棣的时候，明朝都城被迁往北京，卫戍压力倍增。
于是卫戍部队“京营”的兵力也进一步提升，扩充到了七十二卫，总兵力高达四十万人。
按照《明史》记载，明朝的京营被分成了三个大营，分别是：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各司其职。
但这支装备最好的京畿卫戍部队，起到了什么作用，有哪些战绩呢，反正叶轩是想破脑袋也没找到。
在正统年间，京营已经是不堪一击，在土木堡之役中几乎全军覆没。
后来虽然经过于谦的重建，以及正德的整顿，京营止跌回稳，但也只是暂时的的。
现在，叶轩不用去调查，也知道京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