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的岷山,还是凉意盛盛。
两支大军穿行在茂州到汶川那条狭长的山谷上。
三十八岁的陈启新骑在一匹通体黝黑的高头大马上,腰间挂着骑刀和短铳,
身后还背着他那把祖传的开元弓,与大多数军团指挥使不同,他可是纯正的使刀的高手,并没有按照“凡是旅指挥使,必出自飞龙骑”那样的说法练习虎枪。
其实按照他身后那两石力开元弓的威势,单臂就有两百斤的力气,这份力气,放眼天下,能使的不会超过十个,而他,淮安武举,崇祯帝钦点的唯一进入六科给事中的武人就是其中一个。
有这份力气的人,别说一杆虎枪了,就算两杆也舞得动,他家是祖传的刀法,融入瀚海军的马上刀法后,让他依旧在骑战中丝毫不落下风,何况,他并不是双手骑刀,而是单手骑刀。
当然了,他的骑刀自然是特制的,一柄略带弧形的双手骑刀,实际上就是一柄加了份量的倭刀,他单手舞起来也不费力。
自从以瀛洲总督的身份回到本土后,陈启新先后在枢密院、工部待过,眼下却是陕西镇守使,手里掌握着两个机动军团。
以他皇帝亲妹夫之尊,陕西镇守使实际上管辖着甘肃镇守使,也就是说,杨廷玉还要听他的招呼。
不过这一次,当杨廷玉出动后,并不知晓陈启新也会出动,实际上就在杨廷玉出动时,陈启新便带着两个军团近来到了大夏国在川北的最前线——龙安府,也就是后世的平武-江油一带,当然了,此时的江油依旧掌握在大西军手里。
但陈启新眼下已经来到了汶川附近,不用说江油那边出了问题,因为从平武出发,想要不经过成都平原抵达汶川,只能经过江油北边那条谷道。
没错,江油守将已经同大夏国“暗通款曲”了,此时的江油守将叫刘进忠,在历史上他是镇守广元的,在清军南下时他也投降了豪格,后来跟着四川总督李国英东征西讨,很是立下不少功勋。
但在这一世,张献忠并没有受到北方的压力,也没有信心往北边打,故此,当他上次南下攻打杨展时,并不是拖家带口,将所有的财宝都装在船上带着,准备击败杨展后南下过江,在云南再做打算。
这一世,张献忠历经湖北、江西、湖南、四川四省搜刮的钱财并没有沉入岷江,还全部藏在成都纹丝未动。
传说张献忠搜刮的黄金都有几十吨,白银就更不用说了,这又是一笔巨大的惊人的财富,这样的财富,少说也有几千万两,因为张献忠不是李自成,只勒索富户,他可是来者不拒,民间一丁点财富都被他搜刮的干干净净。
这一点,自然被熟知历史的尼堪惦记上了。
此时的张献忠,定都成都之后,由于先后败给杨展、贺珍(欲拿下汉中,未果),东边的姚黄余部又大多投靠了文安之、曾英,这心中的恼怒可想而知,要知道,所谓姚黄余部,实际上是他张献忠留在汉中的“种子”,因为就是他先后在汉中、川北与左良玉、贺一龙等人连番大战,这些种子,有的是被迫留下的,有的则是主动安排的,袁韬就是其中之一。
而此时,李自成正是气焰熏天之时,两相比较,一向不服李自成的他自然怒火攻心,虽然拿下了他从小就觊觎的成都(他年轻时曾在成都经商,被成都的繁华深深震动,曾发出类似“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感慨),但毕竟偏居一隅。
实际上,成都平原广达几万平方公里,可开垦田地几千万亩,良田至少三千万亩,加上三面临山,一面临水(嘉陵江),经营好的话,绝对是绝佳的帝王基业,当张献忠进入成都时,手下还有十万精锐,更有银钱无数,得力的将领更是如过江之鲫,可惜他并没有好好利用起来。
若是历史上他在北面受到吴三桂、豪格两路大军的压迫,无法好好经营还可以理解,但这一世的大夏国并没有立即南下,给了他喘息的机会,但他依然将四川经营的一塌糊涂就有些出乎意料了。
别的不说,他先后败于杨展、贺珍、曾英之手便是明证,而在他死后,改由孙可望、李定国掌权时,大西军就像换了一支部队似的,个中三味,明白人自然知晓。
闲话少说,眼下的大西军,东边的嘉陵江防线大将是李定国,而北边广元到绵州一带是刘文秀,南面与杨展、曹勋对峙的是艾能奇,居中调度的则是孙可望。
当然了,那支在安徽投降了张献忠的喀喇沁蒙古骑兵,统领原名万丹伟征,现名张伟征者一直是张献忠最信任的力量,就像他以前信任鄂尔多斯叛将黑沙那样。
张献忠定都成都后,大肆封官,除了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东南西北四王,还有张伟征的忠王,还是作为禁卫军的忠王,连孙可望也调动不了。
这一次南下,张献忠让孙可望镇守成都,带上了张伟征以及中军都督王尚礼、左军都督马元利、后军都督王自奇三万大军,这样一来,成都就只剩下了孙可望作为兵部尚书直辖的虎威、豹韬、龙骧、鹰扬四营宿卫军,共两万人。
作为川西最重要的城池,大夏国自然在那里安排了密探,当张献忠的动作出来后,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正在龙安府的陈启新那里,于是他也出动了。
“这场战事,明面上是为了四川,实际上是为了张献忠的财富”
在汶川到灌县(都江堰市)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