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张学善身体较弱，稍微多喝了几杯，心中烦闷，不知不觉提起丢失东北的事，他连着叹了好几口气。
秦笛看左右无人，问道：“坊间有人传言，说清先生曾有手谕给你，让你不要抵抗，有没有这回事？”
张学善叹道，“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想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借口扩大战事，因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这么说，传言是假的？并没有什么手谕？”
“清先生那段时间下野，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行政院长是孙科，当时中央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认那时判断错误。我下令不抵抗，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秦笛又问：“坊间还有人说，你为了保留实力，拥兵自重，所以才避而不战。”
张学善眉毛一竖，面上有了怒色，道：“胡说八道！这些人都不懂！东北军虽然人多，但多是土匪，不是正规军。我为了争夺铁路权，曾经跟苏俄的军队交手，结果大败，被迫签订屈辱条约。我老实讲，东北军不是日本关东军的对手，如果抵抗就是全军覆没，不但我手下的兵会死光，还可能激起日本人的凶性，让东北变成一片焦土。”
秦笛心想：“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你不是合格的领军人物！如果令尊还活着，可能结果并非如此。”
按照历史记载，汪大卫虽然后来成了汉奸，但在918事变时，他是主张抗日的，他继孙科后出任行政院长，曾多次给张学善发电报，催促他出兵抵抗，责备张学善，“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
但张学善总推诿说粮饷不足，拒不行动，并还暗指汪大卫无权指挥东北军，结果气得汪大卫辞职出洋，“这个行政院长没法干了。”
在日本关东军攻打热河之前，军政老将宋哲元、江、翁文灏三人当时曾联名致电清先生，指出华北抗日，不是张学善能领导的，热河如果再轻易失守，政府责任难逃，吁请清先生速来华北亲自指挥。
清先生接到胡时等人电报后覆电说，他第二天就北上。
然而当天夜里，热河全境就被日军占领。
清先生后来感叹说：“我估计日本要用六个师团的人，日本国内和台湾都得动员兵力。我们每日都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不过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对汤玉麟、张学善的军队比我们知道得多。”
当时进攻东北的日本军队只有几万人，而仅张学善的东北军就有30万部队，但热河就这样轻易失守，对此胡时非常悲愤，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全国震惊之后”一文，认为热河失守，张学善罪责难逃。胡时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善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虽然张学善说，没有清先生“不予抵抗”的一纸手谕，但从整个抗战背景来看，清先生对张学善在东北不抵抗基本是持默许态度的，主要原因是他对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军事实力悬殊有比较清醒的认知，倾向于忍让、不扩大事端，以争取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北不抵抗是张、清两人的共识。
杜悦笙好意请俩人饮宴，没承想秦笛问的都是军事机密，他听得有些心惊肉跳，因为牵涉到清先生，万一传出去就麻烦了！
因此他起身吩咐手下：“封闭房门，不准任何人进来！”
随后，杜悦笙亲自为二人把盏：“少帅，秦先生，多喝酒，多吃菜，少谈政事……”
可是张学善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不论政事？
酒过三巡，秦笛说道：“我是乡野小人物，不明白天下大势。我想请问少帅，为什么清先生不肯破釜沉舟，坚决抗日呢？”
老实讲，清先生也是强烈的民族主义份子，日后宁肯退出联合国，也绝不放弃大陆版图。可是这样的人，为什么直到1937年西安事变，都一直对日妥协呢？难道说是因为他在日本留过学？
张学善摇了摇头，道：“军阀割据，政令难以统一，国力衰微，无法与日本匹敌，所以尽量避免全面抗战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
九一八事变后，清先生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后方创建军工厂和重工业。在西安事变前一年，他还坚持“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
但他为什么不把想法告诉群情激昂要求抗日的中国民众呢？
因为当时日本内部对是否攻占整个中国也有分歧，日本政府向“国联”提出的对华五项条款，其中有“保护日本臣民在满洲之一切和平业务，尊重日本在满洲之条约利益”，同时也有“日本尊重中国土地之保全”。
虽然这种条款形同于温水煮青蛙，但是清先生和一部分青白党的人士认为，中国仍有可能和日本周旋，拖延日本全面入侵中国的时间，以积蓄自己的力量，故而从长计议。
当时胡时发表“华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张“停战谋和”，指出以中国之国情“不足以对日言战”；“战则必大败，而和则未必大乱”。胡时后来还提出，“日本倘能自华撤兵停战，中国不惜承认满洲国”。胡适为文解释说，当年比利时曾被德国占领，法国割两省给普鲁士，都是由于实力悬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