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没问题。”
陈暮笑了笑：“《刑法志》言，取其非物谓之盗，《律令》曰：盗二两金者弃市，此人臧（赃）获，得失物直（值）三两金，弃市无可厚非。”
盗窃罪在汉朝是极大的罪，分为四个等级，偷1钱-22钱或者价值1-22钱的物品，罚金1两。
偷110钱到22钱的物品，罚金4两。
110到220，关3年。
220到660，关5年。
660枚五铢钱到二两金之间，无期徒刑，脸上刻字。
二两金以上，弃市。
一斤金子价值一万钱，十六两为一斤，那么一两金子就是625钱，二两金子，就是1250钱。
弃市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带去闹事街头，人多的地方斩首。
到明清时期，就是菜市场行刑。
想象一下，现代偷几千块钱被判死刑是什么概念。
这还是汉朝，法律已经算是宽松了一些，秦朝的法律更严苛，偷盗罪几乎与杀人罪并列。
只要你敢偷，哪怕1毛钱，也得服徭役30天。
从秦简《法律答问》里来看，基本上就是犯点小罪坐牢服徭役，中罪就是死刑，大罪不用想了，直接连坐。
如此严酷的律法，也难怪秦二世而亡。
“既然量刑没错，那是何意？”
吴恭脸色就更加不好看，把廷尉已经盖章要斩首的犯人临时叫停，硬生生又拉回死牢里，这无疑在打廷尉的脸。
陈暮说道：“这案子有一处疑点。”
“哪处有疑点？”
“公文上说，富商张斗丢失玉器一件，值三两金，后于案犯王乙家中人臧并获，是与不是？”
“不错，公文里写得很清楚，王乙那日醉酒，趁夜潜入张家，盗取玉器，墙壁上还有王乙那日所穿之鞋的鞋印，印纹已经对比过，确认无误。”
“所以我才有一点想不明白。”
“哪一点？”
“按照以往公文叙述，当地官府如何确认是这名犯人，又如何抓住他的，都会详细记载，而这里面却含糊其辞，只有一句张斗起夜，隐约见是王乙。”
“失主亲自指认难道不对吗？”
“当然不对，我看了王乙户籍，此人是城外乡里人，在西城单独租住房屋，平日做点小生意。而那张斗住在城东，是大富商，按理来说，二人身份地位相差如此之大，应该不认识才对。”
“也许是偶尔听起？一个县城能有多少人，少的数千，多的不过万余而已，偶尔遇见很正常。”
“那也不该知道名字。”
陈暮继续道：“另外我看案情报告，说是王乙朋友喊他喝酒，喝到午夜才离去。那王乙朋友家与王乙家不过数百步，一个喝醉酒之人，绕那么大一圈跑到城东去，不合乎情理。”
吴恭说道：“也许他仗着酒劲，故意去偷盗呢？”
“你喝成那样还能爬围墙吗？”
陈暮反问。
吴恭一时语塞。
陈暮又说道：“其实这也没什么，有些人的行为难以理解，也很正常。但最让我觉得奇怪的是，我查了户籍资料，那张斗也算颇有家资，奴仆达二百余人，一个喝醉酒的人闯入人家的宅院，那么多奴仆居然没有守夜巡逻的发现，实在说不通吧。”
“这......”
吴恭被他这么一说，也觉得好像有点问题。
汉朝人定盗窃罪靠的是什么？
最主要的依据就是人赃并获，其它证据反而没那么重要。
事实上不仅汉朝，封建王朝都是这样，甚至如果你得罪了某地县令，都不需要人赃并获，直接给你网罗一个罪名就行。
《窦娥冤》就是典型的例子。
正所谓破家县令、灭门知府，官员拿捏升斗小民，不亚于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
所以说那些自诩为知识分子，出入什么上流社会的现代人，穿越到古代，真以为自己能如鱼得水？
如果不能像高要和陈暮一样，不择手段地一步一步往上爬，爬到权力高点。别说县令，就算是乡里的某个亭长，都能置你于死地。
这就是古人底层百姓的悲哀，不仅天灾**不断，就连每日生活也得如履薄冰，稍微遇到个道德品质败坏的地方长官，不小心得罪或者你有什么东西让他觊觎，那么离死也就不远了。
“此案件，我已经让人暗中去调查，大理若信得过我，那先不要将犯人弃市的公文发下去，再耐心等两日，静待结果。”
陈暮最后说了一句。
吴恭迟疑片刻，他家三代治法，担任廷尉。他觉得没有问题的案子，别人眼里都是疑点，实在有点打脸。
但他这个人好歹还算正直，算是九卿当中少数正派官员，涉及到人命，确实该慎重。
想到这里，吴恭点点头：“好，那就等两日。”
说罢拂袖离去。
等他走后，陈暮才看向一旁角落里正在默默记录的荀彧说道：“文若，如何？”
荀彧点点头：“学会了，以后会注意这些细节疑点。”
这.....．
我叫你在一边学习，不是让你去找罪犯对线，是教你怎么学会权力斗争呀。
陈暮心中腹诽。
荀彧是昨天来的尚书台，被陈暮任命为二百石的尚书令吏。
二人没见过面，但荀彧却知道陈暮。
虽然不太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名声能传入尚书令这样的大人物耳朵里，但荀彧还是欣然愿往。
无它，唯忠于汉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