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素和蔡邕都是智商绝顶的人，所以他们说话可以直奔主题，谈“300年前董仲舒那套正统哲学理论，如今有哪些不合时宜”。
但很多以上帝视角俯视蔡邕的人，并没有蔡邕的知识基础，所以那些人听李蔡高论之前，就得先搞清楚：董仲舒当年为何被皇帝尊奉，为此又埋下了哪些雷。
董仲舒对皇帝的核心吸引力，赤果果就是一句话：他论证了“刘家人凭什么绉绉的结论，只是为了让人好受一些）
先秦百家的正统观，直到公孙弘引用的《公羊传》，主要停留在“谁统一天下使百姓不必再打仗”，谁就有最大的功德，这也是华夏“成王败寇”的思想根源。（董仲舒之前，还有公孙弘先被汉武帝赏识，就是因为公孙弘从《公羊传》中详细论证出了“使天下大统一的人有至德”）
除此之外，其他还有些次要的正统性理由，比如看统治者家族血统是否高贵。
但这种丛林法则隐患很大：第一个拥有这种“大统一免战”功德的可是秦始皇啊！连始皇后人都没能享有万世江山，刘家出身更卑贱，凭什么要千秋万代？
汉初道家和法家分别建议“休养生息”、“以时间让人民习惯姓刘的当皇帝”，把这事儿回避过去了，但并未一劳永逸解决。
汉武帝时用民过重，这个问题愈发凸显，董仲舒就写了一部《春秋繁露》，拼凑出一套“天人感应”，把他自己的私货塞到了儒家的皮里，彻底击败了道家法家：
天有三光日月星，人有三纲君父夫。把天上的一切自然天道，跟人间的施政得失对应起来。只要天道没变，没有重大灾异，就说明如今的天子仍然受到天的眷顾，有“天命”在身。
天下人都被天人感应愚民之后，很多人明明都活不下去了，但因为相信“现在天还没有灾异，说明皇帝还没昏庸到被天抛弃的程度，咱现在造反肯定是送死，不如再等等”，谁都不敢当出头鸟。
但这也有问题，那就是天灾迟早是要发生的。风调雨顺之年倒是隐忍了，大灾之年却更加人心惶惶。
幸好，汉武帝当时还有第二招，那就是杀相谢罪。
西汉早期的政治制度是实相虚君。这就带来一个好处，因为丞相大权独揽，事情没做好就能追责。
而且天灾往往是暂时的，比如一次大地震后，立刻杀一个丞相，只要地震没有马上跟着来第二次，那皇帝就可以说他的举措有效：你看，丞相被我杀了之后，天就不再立刻降下第二道灾异了，说明我杀得对，杀完后问题也解决掉了，天命回到我身上了。
汉武帝一朝12个丞相，杀了6个，另外还有5个或罢免、下狱、或畏罪自杀，只有公孙弘在任期上善终老死。
以至于丞相就是个消耗品，杀到后来武帝任命谁当丞相，那大臣都跪下来求饶。
但这一套也仅仅是在西汉中期运行得不错，后来随着相权的分散、上天的灾异无法明确应对到某一个具体的相身上时，就开始渐渐尾大不掉。
东汉就玩得更烂了。
……
上面这些，李素三言两语就说清楚了，然后他重点陈述应废掉“天人感应”的理由：
“蔡公，此一时，彼一时也，先汉之时，天人感应之所以能安定天下人心，都是因为当时独相专权、天子不问细政，遇灾异则能归咎丞相。虽丞相多有冤枉，但好歹不致使天下百姓怀疑朝廷的天命。
如今，外戚专权时，无论有何灾异，都不可能杀大将军谢天下，宦官专权时亦然——这事你是最清楚的，10年前，你因何罢官？还不是因为各地上报台风、冰雹、地震、蝗灾四重灾异，天子下诏罪己，你也上书言事，归咎为‘妇侍干政’，弹劾多人。
可是你的弹劾有效果么？没有。就因为如今不是独相，最终结果就是掌权者曲解天意，归咎于朝廷争斗中弱势的一方，残害弱势以搪塞天命。天下大事沦落至此，天灾天命已经成了强者打击异己的工具。”
这番道理，后世稍微懂政治哲学的人都清楚：一派单独掌权，最大的好处就是出了事儿没法推卸责任。
而两派轮流就没法解决这个问题了。比如懂王某个事儿没做好，他就甩锅说是前任没做好、他们四年前埋的雷今天才爆发。
但这种浅显的道理，对于汉朝时候的文人，却无异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这……天人感应之利弊，居然能如此分析？”蔡邕微微瞠目，他自幼学习圣人之学，笃信不疑，以至于从来没想到以这个角度怀疑过。
李素严肃地追加：“还不止于此——朝堂上无法确权明责，还只是开始。一旦朝堂归责不利，民间就也有贼子开始利用天人感应。
张角之流，乃至如今益州的米贼，哪个不是宣扬天命灾异之变更、无法由相权更替归责宣泄，从而引导黔首直接质疑汉家天下？”
蔡邕瞳孔迅速地一缩一放，居然无法反驳。
事实上，凭良心说，汉末的种种天灾导致的困难，虽然也应该改朝换代，需要来场大战宣泄马尔萨斯人口压力。但毕竟从灾害程度上来说，还不如明末的小冰期剧烈。（汉末主要是瘟疫多，农业绝收远没明末多）
可为什么汉朝人对天灾的“忍耐力”比明朝的百姓更差呢？说到底就是汉人相信天人感应的反作用爆发了。
灾异无法归咎，大家就相信天命要变革了。
天灾对汉朝的打击，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