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关中的商业因为宽松的政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不仅以各世家为靠山的商队、商铺的实力迅速壮大，就连一些平民出身的商贾也纷纷加大了投入。
在李承乾看来，这是好事，能保证自己吃饱，而且还能把余钱拿出来再创造更多的价值，让家人可以吃上肉，年节的时候都能扯上几尺布新衣，这是多好的事！
可甘蔗那有两头甜的，工商业是发展了，关中这样的狭乡竟然出现了大量的低价出租，出卖的土地，价钱基本上只要能够交税和极少的口粮的就行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呢，要知道在老百姓眼里，土地可是他们的命根子，就算是再苦再难也不会放弃的可以刨出吃食的土地，他们一家老小的性命就全系于此。
而且还如此的普遍，你三分地、我五分地，积攒起来数量如此巨大，这也引起了掌管户部的长孙无忌的注意，经过一系列调查走访后，长孙无忌一本就奏到了承庆殿。
看过了长孙无忌的奏本后，李承乾随后交给了右下首的房玄龄，扭过头来沉声说：“舅舅，出现低价土地的事，孤是听说一些，不过没有想到数量如此之大，涉及的户数如此之多，不行，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没错，殿下，这种情况必须得到改变，否则长此以往下去，土地兼并的势头就控制不住了。前隋之所以败亡的如此之快，百姓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是个关键原因。
现在虽然他们通过进作坊、加入商队、打零工可以获得比种地要多的报酬，但因其不稳定的原因也会使他们破家风险成倍增长。”
有了李承乾牵头的工业区和军工区为例子，各家族也半了不少的工坊，学着东宫的采取了自产、自销一站式的经营模式。
至此也就诱发了用人荒的问题，工坊多了也就需要大量的人手去劳作，可家中的奴仆是有限的，所以他们就把手伸向了农民，反正你们种地除去了交税也剩不下什么，还不如来我们这干活多挣点钱。
没错，他们这种作法正中百姓们的下怀，如今这年月粮食已经不之钱了，就算是家中的地多，以斗米三钱的价格，又能卖多少钱呢。在地头上埋头苦干一年还不如在作坊里干半年挣得多呢，所以也就有低价出租或出卖土地的情况。
长长地出了口气，李承乾手拄着案子感叹道：“谷贱伤农啊，是该减低一些农税了！”
李承乾的感慨是发自内心的，以雍州为例子，有户部和工业区从林邑等地运回来的粮食，这里的粮米价格一直都非常低，就算是小有天灾，也丝毫没有影响，所以老百姓的粮也就跟着卖不上价钱。
当然了，这种情况早在一开始的时候朝廷就预料到了，可没办法，不管是皇帝还是文武大臣都让灾荒给吓怕了。在他们度过的这半生中都伴随着这样、那样灾荒，饿殍遍地的景象冲着他们的脑海，所以不管会造成什么后果，他们也依然埋头的存粮食。
“殿下的话一针见血，我朝土地制度是均田制，而赋税制度则是租庸调制，这个制度是以均田制为基础推行的。现在要是不适当的减租减息，不仅会导致土地贬值，更是会造成大量流民，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没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对于减租减息老臣深以为是。......”
随后，房玄龄详细讲解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之间的关系，均田制是由北魏至今实行的一种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制度，北魏初年，鉴于北方长期战乱，人民流离失所，户口迁徙，田地大量荒芜，国家赋税收入受到严重影响。为保证国家赋税来源，北魏把掌握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向政府交纳租税，并承担一定的徭役和兵役。
大唐立国后，太武皇帝继续推行均田制，规定每丁受露田七十亩、桑田或麻田二十亩，妇女受露田四十亩。露田在受田人死后要归还国家，桑田或麻田为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可以有限买卖。奴婢受田与平民相同，但对受田人数有限制，亲王之家以限三百人，平民之家限六十人，丁牛一头受田六十亩，一家限四牛。
亲王至都督皆给永业田，从百顷依次递减。京官皆给职分田，由一晶五顷依品级高低递减。外官除职分田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公廨田。职分田的收入是官吏俸禄的一部分，公廨田的收入则为官署的办公费用。
武德初因为沿袭这一体制，对土地兼并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自耕农的数量有所增加，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今天的贞观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且租庸调规定以“人丁”为本，不论土地、财产的多少，都要按丁交纳同等数量的绢、粟，庸调由县尉负责征收，八月开始收敛，九月运往长安或指定地点。租即田租，则在收割後於十一月开始运送。
租庸调制中以纳绢来代役的方法，在均田制的同步实施下，使农民在有土地耕种的同时保证了有充足的农耕的时间，不会因为服役在外而耽误农时，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好了，利弊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你们二位下去后和弘文殿的几位重臣商议一下，看减多少合适，三日后在承庆殿举行庭议。”，话毕，对二人挥了挥手示意他们可以退出去了。
待房玄龄二人退出后，李承乾眉头深锁，对于今天这个现状，参政多年的他早就预料到了，只是以前一直都忙于政斗和战事没有时间，商业也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