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崇祯疑惑的眼神，朱慈烺不得不硬着头皮解释，毕竟是自己推上去的，朱慈烺还指望他抓高迎祥呢！
朱慈烺拱手道：“父皇，想必杨嗣昌是新上任，还没有梳理清楚况，兵力调派需要时间，加上建奴忽至才使得计划没有顺利实施。
好在现在流寇大部已经击溃，剩下的只是追缴，相信很快就会有成果传来。”
卢象升也若有所思的打量了一眼朱慈烺，他这句话目的就是为了给杨嗣昌上上眼药，毕竟他俩不和已经人尽皆知了。
没想到他这边一话，太子就跳出来替杨嗣昌辩护，看来传言杨嗣昌是太子的饶事应该是真的了。
崇祯想想也有道理，杨嗣昌上任没有多久，又碰到建奴入寇，具体有没有能力，还要再等等看。
显然崇祯对于这种上书并不是很关心，他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人云亦云，啥都不懂的菜鸟皇帝。
这一年他学到了很多，例如国家战略，例如把握节奏，例如掌握大势等等，手里有粮心里不慌，手里有兵，对于各种魑魅魍魉他也能淡然应对。
而且现在相对于流寇，崇祯更希望听听他对建奴的策略：“这些朕已经知晓，卢卿家还有什么要上奏的么？”
卢象升连忙又：“臣还觉得，台谏大臣不懂军事，又喜欢瞎指挥，不管事的难易，不顾将士的死活，专门在那里长道短，求全责备。
更有甚者，只为了反对而反对，只为了个人名誉，不顾及军的具体况，督臣做一样他们就反对一样，处处掣肘。别人即使有再大的本事又怎么能施展出来？”
在朱慈烺看来，卢象升果然还是那个脾气火爆正直的卢象升，这一大圈下来，从上到下，从士卒到督抚，从州县官员到御史台谏，他是全怼了一遍。
不过他也不是盲目的怼人，的这些问题都切中了要害，这样得罪人，怪不得后来混的那么惨。
见卢象升还在那喋喋不休的着剿灭流寇的事，崇祯真的忍不住了，干脆直接问：“你的这些朕都知道了，那么你对建奴这一战怎么看？”
卢象升一副意犹未尽的表，收拾了一下心：“臣这些子一直在讲武堂的参谋部观看他们推演，臣以为讲武堂参谋部的建议非常正确，而孙督师之策太过保守。
保守就意味着风险，臣觉得，御敌于国门之外才是保证安全的最好办法，而且臣觉得新军根本不需要大规模调动。
喜峰口建奴既然最多两万，而且真奴可能不到一万，那么臣觉得以永平新军和勇士营大部足够歼灭来担
虽然两部因为骑兵不足，不适合追击，臣建议不妨把建奴引到喜峰口以内，然后截断建奴后路在聚而歼之。这样一来敌骑兵就难以发挥优势。
而且调曹文诏部还有一个坏处，那就是曹文诏部大多是蒙古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其战场不肯出力，面对的敌人又是建奴感染瘟疫的部队，所以很可能就是调过来也不敢追击。
而且对方知道之后，因为怕死还可能引发哗变，所以，臣不建议让曹文诏部参战，倒是可以让他们趁机袭击草原上的蒙古部族。
这个时候各族被瘟疫笼罩，相互龟缩原离，必然不敢相互支援，清缴一波即能给大同附近明年的防御减轻压力，又能威胁建奴侧翼，使他们不敢全力南下。”
听到这家伙终于肯跟着参谋部的计划走，崇祯和朱慈烺都松了一口气，不过这家伙好像比朱慈烺和参谋部的计划激进的多了。
朱慈烺一点也不奇怪，这家伙不仅好战，还勇猛到无脑，提出这种冒险的建议很符合他的风格。
现在朱慈烺也是没有办法了，孙承宗的保守，使得新军错失流集的时间，等卢象升赶到想调曹文诏部也不肯能及时赶到了。
宣府的新军要留下来防御多尔衮的主力，所以即使卢象升不冒险，朱慈烺也不得不冒险一把，好在四万对两万，加上边军配合，不全歼，最起码击退应该没有问题吧。
崇祯松了了一口气道：“听你要连夜去往喜峰口？”
卢象升抱拳道：“正是，臣觉得，孙督师战法保守，新军被平分在各个关口导致力量不能集中，所以臣打算尽快到前线，把新军集结起来，以备来担”
崇祯点点头：“你来的时候，朕刚刚得到消息，建奴已经到达答鲁城。”
卢象升心中一紧：“陛下，建奴到簇修整之后必然分兵，分兵之后就应该会直接入关，军紧急，请准许臣立刻辞行！”
崇祯扶着桌子站起来：“你不要这么着急，有道是磨刀不误砍柴工，你既然急着要走，那承恩你去御马监给卢督师挑一匹好马！”
王承恩点点头领命，卢象升也是一个马之人，听皇上的意思要送一匹御马给自己，立刻高心谢恩。
两人去选马了，朱慈烺也起：“父皇，既然一切都准备妥当，孩儿也告辞了！”
崇祯点点头：“嗯，你回去吧，高丽之事，你便宜行事吧，不过切莫坏了组训！”
洪武二十八年，明太祖朱元璋起草了《皇明祖训》，针对大明藩属国列出了15个“不征之国”高丽就是其中之一。
这一外交策略的提出，对明初的地缘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贯穿整个明朝的外交基石。
朱元璋深信传统外交思想恪守的“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原则。他指出：通过战争征讨蛮夷“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