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仁保忠所言，有些事情虽然看起来繁琐，而且是一拥而上，但身为一个官家却没必要事事操心，他只需要在意自己个层面需要在意的要点便可。
实际上，不光是仁保忠，接下来无论是主管御营中枢杂务的王彦，还是兵部的刘子羽，都通过枢密院给赵官家做出了相应的总结，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而稍过几日，临近三月下旬的时候赵玖也等到了几名帅臣和主管大将的反馈。
但说实话，这些人固然在赵玖直白的询问下给了答案，但给出的答复水平却显得有些参差不齐，立场拿捏也都有些一言难尽。
首先，从札子内容水平上来说，吴玠、岳飞二人无疑是最高的，他们很清楚赵官家的意图在哪里，也都给出了有理有据的说法，而且答案跟赵玖及其近臣小圈子里预先得到的答案基本上差不多。
说是基本上，乃是因为岳飞明确表示，希望适当增加一些御营水军以保障东线的进退自如。而吴玠则直接建议，如果御营大军扩充实在是困难的话，可以适当以低成本在关西维持一些厢军，也就是后备兵……并且，他对临时大规模征伐党项士兵这一被赵官家告知的潜在方案，明确表示了一定的疑虑。
说白了，岳飞虽然是提出从河东进军战略的人，但本身作为河北人，带领的士兵也多是河北流亡过来的人，肯定还是希望能直接从河北平原上打开局面的，有此一提倒也算人之常情。
相对来说，吴玠的私货就比较重了。
在关西起后备军，能用什么人？还不是当日改编压缩成御营后军时被汰换下来的那些西军！
至于西军上下对党项人敌视，也是素来就有的，但西夏都亡了，而且关键在于这个时候朝廷问你问题，本身不就是因为没有钱，只能选择性的扩军吗？那么要在西军大起后备军便宜，还是直接用类似于血税的方式，一次性征调大批党项人便宜？
甚至更进一步，要知道，宁夏路、陕西路重新整合后是引发了一系列的汉-蕃对立问题的，这个时候你吴玠扯这些，未免过于擅长团结同僚了吧？
有私货太满的，自然有立场最正的。
李彦仙和张荣这俩人就很妥当，前者只是强调了一遍要将主攻方向定在河东的必要性，后者干脆啥也没提，只是打了包票，说河上肯定无碍。
而韩世忠、张俊两个资历最老的帅臣，则明显有些敷衍。
张伯英自然不必多言，都实际撤职了，心思也都在久久未归的船队上。韩良臣那里，赵玖也大约能猜到这厮在想什么，但只要这厮不耽误事，赵官家也懒得分心去说罢了。
至于王德、郦琼，以及新上任的御营都统王彦，包括兵部尚书刘子羽，甚至枢相张浚、陈规，却在最终答案上稍有偏差之余，然后不约而同的提出了一个共同建议——他们主张，扩军应该从御营中军开始，甚至有人认为应该把目前能扩军的员额全部给王德和郦琼，以确保东京直属部队能与京东方向、关西方向形成平衡。
这就是典型的立场问题了，虽然没有吴玠那么明显，却实质上捣鼓出了不妥当的建议。
实际上，赵官家要收兵权，也不是这个时候啊？
这倒不是说越是集权，越难释放力量啥的，而是说这种以个别大将为中心的军团制度，是历史遗留问题，是靖康大崩溃下自然而然形成的军事特质，是一种既定的现实，而改变既定局面，注定会引发动乱。
甚至直说好了，北伐是赌上国运的大战，成功了不说，一旦失败，很可能需要再过十年二十年才能鼓起勇气、聚集起力量，这种情况下他赵官家别说收兵权了，再来一次斤沟镇他都能忍！
回到眼前，朝廷虽然汇集了各方面的意见，但这件事情毕竟牵扯极大，所以从三月中旬到下旬，枢密院几次调整了方案，虽然渐渐稳定了下来，但说实话，所有人，包括赵官家也都一直觉得某些地方还是不够尽如人意了。
当然了，大家心里都明白，财政有限，肯定有不如意的地方，所以估计再调整调整，四月初一大朝后，这事就能彻底定下来。
然而就在朝廷渐渐拿定了扩军方案的这个三月下旬，由于这个时代令人着实无奈的交通条件，一件极具讽刺意义的事情发生了——朝廷收到了来自东南的前公相李纲李伯纪言辞激烈的奏疏。
不用看内容只算算时间就知道，这封奏疏明显是针对朝廷施行激进北伐主张而来的，而各个部门看了内容的经手之人却多是倒吸一口冷气，然后立即也能知道，这位李纲李相公明显是因为自己三弟李经无端被撵出朝堂的事情而上了头。
“臣请辞……”
“请个屁！”
延福宫西侧，武学正堂院中，贵如油的牛毛春雨之下，枢相张浚刚刚拱着手艰难说出三个字，就被背身立在那里看奏疏的赵官家给头也不回的喝止了。
非只如此，这位官家手中的奏疏也随着这句话被直接扔到了已经湿漉漉的地面上。
很显然，赵官家生气了。
而见到这番情形，因为北伐推演而聚集在此的文武官员，近臣内侍，包括武学这里的班直甲士学员，几乎人人骇然噤声。
便是几位匆匆过来的宰执，也都面色严肃。
前面那些人，多少是因为赵官家的暴怒而被吓到了，至于看过奏疏的宰执嘛，倒不是他们无胆，而是这一次李纲李伯纪这厮实在是太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