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余在一个深夜，趁着父母熟睡的时候，踏上了去北方城市的列车，开始学着试图寻找自己谋生的路。
还好，他比两个哥哥运气都好，到了这个城市，就找到了工作，有了吃住的地方。
他住在一个废弃的办公大楼里，和许多跟他一样青涩的年轻人。
四楼是男生，三楼是女生，二楼是两口们，一楼是工人。
办公楼后面不远是个土包，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晴的时候在土包下踢球，楼上住的人都踢的特臭。
后来，日子久了，和周围也熟悉了，薛余就走远点去附近的一个兵营和武警战士踢。
他们都穿着军裤，挽着裤腿，脚蹬解放鞋，跑起来就象牛犊子，但是人都特憨厚，下脚的时候从来不使坏。
薛余每5点40分起床，走20分钟尘土飞扬的土路，去等一辆公共汽车。
等薛余到的时候，已经有黑压压几百名民工候在那里了。
车来的时候场面蔚为壮观，只要告诉你每个窗口都有人在爬，你就能想象什么样了。
一开始他们实在不知道怎样挤上去，站在那里象群傻子，等着人们上去他们再上，看着如狼似虎的场面还互相开着玩笑。
当车开走时才傻眼了，根本不可能有上完的时候——这是真正的竞赛，总有被淘汰的留下来等下一辆。
几次迟到后，薛余实在受不了了。
一个早晨，薛余用围巾把口鼻一围，打个结——操，上！
一刹那被裹挟在人群中的感觉很好，薛余闭上眼，嗅着车里的各种味道，在摇摇晃晃之中楞是睡着了。
上班的路上要花两个时，中间在公主坟倒车，有时候在西站倒车——那里是始发站，运气好的话能有座。
他们几个穿着工作服穿过西站广场，早晨的空气清凉稀薄，金色的阳光恍恍惚惚，毛茸茸的。他们大步流星穿过人群，有有笑。
那时侯薛余知道终于接受了生活给他的一牵
每个月挣四百元，不敢买书，买cd，买衣服，不敢逛商店。
薛余记得四个月后去西单，走在街上时特别伤心，觉得自己已经跟这里格格不入了，只是短短的四个月，已经不习惯在这里行走了。
那是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环境对饶改变是怎么一回事。
薛余特想吃肉，每个月最大的乐趣就是去西直门，一家烤羊肉串的地方去吃羊肉串，每次什么也不要，就要羊肉串，吃饱了也不贵，两个人最多50元钱。
吃完了，嘴里都是孜然味，喝了免费的茶水出来，走到熙熙攘攘的街上，很有幸福福
后来他带着朋友去过那个饭馆，开始每次还会想起从前的样子，也跟朋友起，后来越来越淡，什么感觉也没有了。
前几半夜还和同事去了一次，老板还是那个老板，还认识薛余。
下班的时候站在路边等公共汽车，为了省两元钱，就坚持着等大公共，再累再冷也等。
有时候路过北大，坐在车上时，似乎能够看见站在暮色街边的那个自己，还站在那里，安静沉默，等着坐车回家。
到了早晨上车的地方，路过一个菜市场，买点菜和肉，拎着塑料袋走回去。
路上正是过车的时候，许多拉水泥钢筋的大货车从身边不断开过，尘土大的看不清10米开外的人。
路上没有路灯，有时候晚了，就奢侈一回，坐个三轮摩托回去，开车的都是附近的农民，很狡猾，得跟他们砍价，明你就是住附近的，还要学会扮酷。
到了，问价钱，然后冷笑一声，满吞吞地：
“哥们，你没事吧？认错人了吧？”
关键在于要的懒洋洋，带点不耐烦的口气，完了，看着车主，车主就笑了：
“住这儿的？两块，两块。”
后来不坐这种车了，想起这些拢着袖子等活到半夜的车主，觉得他们也不容易。
人这玩意就是这样，一旦没了利益冲突，心态就宽容多了，也能设身处地为别人想了。
薛余挺喜欢那个土包，真愁的时候，就半夜一个人去上面抽烟。
夜里又黑又冷，周围的什么都看不见，只能抬头看。
因为是郊外，晴的时候满星斗特别漂亮。
经常听张楚，觉得比上学的时候听懂了其中更多的东西。
薛余自言自语：
“愤青是狗屎，真觉得是这样，但是是一个必经的阶段，没有作过愤青的青年也是狗屎。”
薛余刚来时，遇上了几个对他有过帮助的人。
他清楚的记得对他们每一个人都过类似的话
等我有钱了，怎的怎的......
如今吃的好点，也能打车了，这话也不了。
于是，薛余心里开始明白了：
人都是脆弱的，某种时候都需要以某种方式支撑着自己，这种支撑更大的意义在于一种提醒。这几他看吴文光的片子，突然理解了那个名噪一时的张大力。
看着他在意大利自己宽敞明亮的家里时不时地出神，半夜戴上黑色皮帽，一袭短打，手持颜料喷筒继续他的涂鸦事业。
薛余突然理解了这个，持续了很多年，重复了成千上万遍的动作。
动作的内容并不重要，只是需要这样，一个历经无数变迁，仍然顽固地保持下来的动作。
需要一个无论在哪里，都能抬头遇到的熟悉的面孔。
需要它们在岁月人事的纷叠中，将自己清晰地标识出来。
在这个动作的背后，有一个执拗甚至疯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