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哪家不是成捆成袋地买？怎么办？
杨艳尤其想到了姥姥家的年集。
劳动人民，很善于利用身边资源，琢磨一想街坊四邻谁家有拖拉机，或者三轮车的，就会商量着让车主开车去。
有的人，看到车走了，自己也想去，跑回家随便抓起个蛇皮袋，衣裳也顾不上换，扒着车尾巴就跳上去了。
一车人，笑笑，好不热闹。
但也有不喜欢扎堆的人，他们往往提着扁担，拿上两个蛇皮袋，走着就去了。或许，回来的时候，他们也会凑车，省点力气。
到了街上，一个词，人山人海。
摊摊担担，拥挤不堪，可谁都不着急。
仿佛年集就得这样，才是那个味儿。
而且每个人似乎都预备着赶到后半晌儿，再回家。
是啊，年集嘛，甭着急，货比三家，才能买到物美价廉的东西。
于是，杨艳可爱的婶子伯伯们会为了少下一毛半毛钱的菜价，要么和菜贩们讨价还价，吐沫星子满飞。
要么从街东头走到西头，只为了买上一袋便宜五分钱的大白菜。
年幼的杨艳，每每跟着大人走来走去，苦不堪言，不解他们的想法。
而如今，设身处地想想，在那个年代，全凭土地吃饭挣钱。
收的粮食，交了公粮，口粮都不太富裕。
收的秋，刨去话化肥农药，孩子们学杂费，平时花销，几乎不剩。
谁家不得勤俭节约，能省一分是一分啊。
冬晌儿短，买上一两样东西，已经大晌午了。
手头宽裕点的去到店里吃碗肉丝面。
会过日子的，就称些油条，喝点豆腐花，一块钱填饱了肚子。
在街上吃饭，是杨艳竭力争取和大人一起赶年集的主要原因。
哪怕跟着他们来回货比三家，累得腿软，有了吃的快乐，一切都值得了。
孩子的世界，永远是那么简单，容易满足。
杨艳对年集的深刻记忆，不仅体现在吃的快乐上，还有对穿新衣的期待上。
户人家的孩子，平时眼见父母的辛苦劳作，田里秋季的微薄收入，家庭花销的捉襟见肘，所以日常吃什么，穿什么都不会要求什么。
但过年不同啊，有时候是因为父母平日的一个许诺，例如：
你好好干活，过年给你买新衣裳。
又或者：
“你考试要是得奖状了，过年给你买新衣裳等。”
哪怕之前没有许诺，可是伙伴们都穿了，自己却没有，也是没面子啊。
因此，盼到计划带杨艳去买衣服的那个集，不亮，杨艳就起来了，乖乖地等着出发。恨不得，不吃饭，就走。
到了街，进陵，件件衣裳都好看。
店主热情照顾我们，杨艳试穿一套又一套，颜色永远是红色或者黄色。
对，还是套装，有点像现在学生的校服。
上衣和裤子一个色。
衣服都合适，但价钱对于杨艳的家庭来不“合适”。
超过10元的，不考虑。最好5块钱以内。
所以，买衣服也会像买菜一样，货比n家，通常也得多半的时间。
杨艳是个性子急的人，试着试着，就有了情绪，气鼓鼓地跟在大人后面走。
当杨艳的妈妈再问紧不紧，好不好时，杨艳一个字都不会。
“唉，买衣服怎么那么磨叽呢？”
气归气，衣裳买回家，就被自己心翼翼地藏了起来。
不到年三十晚上，绝对不穿。
有了新衣裳，觉得过年格外有意思，有劲儿。
如今回想一下，那几年爸妈他们真的没添过一件衣裳，真的有些后悔当初的任性。
赶年集的经历中，还有一次印象特别深。
那是二十九，只有半集。
杨艳的妈妈本打算和往年一样，不添新。
但架不住杨艳爸爸的劝，加上那年杨艳的爸爸确实多挣零，最后她也就同意了。
杨艳妈妈妈骑着自行车带着杨艳，进了几家服装店，衣服的价格都挺贵的。
于是，她改了主意，去了鞋店。
看来看去，选了双圆头的前面带蝴蝶结的黑色高跟皮鞋。
那年她才3岁，试穿时，很漂亮，很有气质，像个公主。
杨艳也十分喜欢那双鞋子。
后来，杨艳在家偷偷试穿了好几次。
打算回家了，杨艳的妈妈问她：
“吃包子吗？”
“不吃了。”
杨艳。
十几里的路，妈妈使劲蹬着自行车，想着午饭前赶到家。
一路上，杨艳却一直在想象着肉包子的味道。
暗暗后悔，为什么要懂事。
结婚后，杨艳没有再去赶那样的年集，也不再有那样的心情体会。
时代变了，人也变了，年也变了。
想家，是从街上变得稀疏的行人开始。
是从一出门总能碰到拉着厢，背着包的归乡人开始。
是从新闻里不断提到春运一词开始。
除脑子里的亲人，杨艳躺在床上，耳边还响起了母亲一边拉灶上的风屉，一边哼唱的歌曲，眼泪顺着眼角流在了枕头上......
关东城，三大怪，窗户纸，糊在外；
停了雨，住了风，村外去挖婆婆丁。
婆婆丁，水凌凌，我的爱人去当兵。
骑白马，佩红缨，扬鞭打马一溜风。
三尺箭，四尺弓，拉弓射箭响铮铮。
敢打虎，能射鹰，你英雄不英雄。
......
爹见了，背包笼；
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