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十点左右，薛研悄悄的起了床，听到姥姥和姥爷都均匀的打起了鼾声，于是，打开房门，蹑手蹑脚的走了出来。
到了街上，薛研打了一声口哨，一个年龄相仿的小伙伴，从另一条巷子口走了过来。
“嗨，我给你带了一包烟。今天晚上的录像，你要请客！”
薛研说：
“你从哪里弄的烟？”
“还不是偷我老爸的。”
“对了，薛研。今天我在学校遇上了体育老师。还记得我们在录像厅见到过他吗？”
“当然记得。咱俩还小声说，将为他和我们就是同道中人了！”
“哼，今天，他说我的一次跳高弃权了，要重考。还被他叫了去！我正想和他打哈哈，
他却说：上次你偷着去看录像被我发现，我都没批评你，但你又犯错误，我不能再饶你了。”
“他真不讲究！对了，今天晚上能不能有贾樟柯的恐怖片？我记得第一部恐怖片就是在录像厅里和你看的，印象深刻。那应该是《活跳尸》，说的是一个医学教授发明了能让死人活的药剂，于是满屏幕的群尸乱舞……当时录像厅里充满惊声尖叫，我躲在角落里吓的发抖......”
这一切，都被披衣起床的候斌看的及听的，都是真真切切。
候斌跟在薛研的后面走了一段路了。
薛研和这个小伙伴拐进了一间录像厅，正好门口没有人，候斌也从后面跟了进去。
这是一间二十多平米昏黑的小屋，弥漫着烟气，有种说不出来的味道。
候斌这几天发现薛研开始去录像厅了，于是，就在最近下棋的时候，留意的问了许多人关于录像厅的事情，包括看到纪良，也问了他这方面的见解。
从去年开始，一些新东西不断涌入，比如说外国影片、各地的录像厅、舞厅，尤其是电视机的逐渐普及，电视台节目的大量播出，开始进入一个新的传播时代——电视时代。
当电视机的普及和看电视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当这种新媒体成为娱乐和资讯的主要来源时，它所引起的社会变化和人们心理的变化，不论是外国还是在中国，都堪称是一场媒体革命。
冲击比较大的就是电影业和一些演出团体，
比如说当地的吉剧团、评剧团、京剧团等等，都受到非常大冲击。
一段时期以来，面对剧场“门前冷落鞍马稀”的局面，人们感叹“戏剧危机”。
纪良都说：
我们学习的专业，前几年还非常红火，刚刚几年，却出现了危机，有点生不逢时的感觉。
纪良还说自己要从事电影了，不再搞话剧。
因为他意识到这种局面没有改变，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严重，甚至有些院团还可能被解散了，比如省京剧团、市京剧团，还有一些其他演出团体，有的虽然没有解散，但是也是勉强维持。
当然，剧团在农村还有一定市场。
电视机的普及率没有市区高，另外这些院团过去也很少与农村观众见面。
但是文化产业也好、文化单位管理体制改革也好，在根本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由此想到我们上个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京剧舞台，应该说是大放异彩的年代。
群星璀璨，大师辈出，流派众多，各有特色。
这些剧团都是自己的买卖，都是自负盈亏的文化产业实体，都处在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里面，是从观众讨饭吃，你没有真本事，没有名气，没有人格魅力是混不下的
还有评剧和杂技都是票房锐减，不景气。
录像厅在这个节骨眼，走入了薛研的视野。
记得刚来时，他害怕，因为经常有人在这里打架，而老板会轻描淡写的喊：
出去打，出去打！
遇到娱乐性不强的影片，换片的声音会此起彼伏，连着换三四个片子是常事，最后一个保准是最不好看的，但老板赌气不换了。
薛研明白，来到录像厅里看录像，包括晚上瞒着家里跑出来，在妈妈和姥姥他们眼中，都是“坏孩子”才做的事。
喜欢电影，不爱读书的，哪个在老师眼里会是好孩子呢？
也许纪良叔叔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更有乐趣的，让薛研为之迷恋的，就是在这些录像厅里，薛研认识了谢贤，还有媳妇狄波拉——狄波拉真是哪都特漂亮啊。
还认识了李小龙、姜大卫，认识了黄日华、翁美玲，认识了迈克尔格拉斯，认识了保罗纽曼。
当然，不可避免地，还认识了曹查理和徐锦江。
街角文化馆的录像厅能容纳200余人，门票只要两毛钱，但是，200个人跟着郑少秋扮演的楚留香一起欢笑，200个人看着成龙上蹿下跳，200个人盯着郑佩佩的金燕子垂涎欲滴。
薛研的小们伙跟他说：
首都就是大不一样，连录像厅都是大屏幕的！
令薛研印象最深的是：《生逢7月4日》、《为戴茜小姐开车》，
而《野战排》和《雨人》让他们这些小孩子似乎“升华”了，不再盯着录像厅小黑板上是不是有《金瓶梅》，不在乎今天是否有狄波拉出镜，而是开始看奥斯卡了。
成长也许道路还真不一样，有些时候，就是不一样。
薛研有个伙伴，他的父母都是长影的，他最近给薛研讲了许多关于长影的事情。
长影最近也面临挑战，所以父母每天听这方面的新闻。
电视里的新闻曾说：
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