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柏讲到这里，终于讲不下去了。
“杨松，我们是看着姑姑一家从非常想做生意，到了现在处处靠我们来接济。想想，他们活的有多难受啊。”
杨柏还以为杨松听了，一定会感慨万千的，没想到杨松听后还乐了：
“杨柏，我终于明白，你讲这些姑家故事的目的，原来在这里等我呢，那你就多余了。我想做生意这件事情的想法，还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于是，杨松便讲起了在二叔家学做生意的那些年的经历。
杨柏说：
“现在二叔和二婶都不在了，你就是做生意，在那边也没个亲人呐！”
杨松点了点头：
“你说的没错，我不再回二叔家了。我要去深圳！”
“深圳？那个叫什么特区的？”
杨柏一边用手挠着头皮，一边想着说。
“对，就是1978年，被定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的，就是深圳！”
杨柏一时没了主张，想了想，问道：
“你去过？”
杨松点了点头。
“那地方大吗？是个什么样？”
杨松笑了，摇了摇头说：
“不大。刚到深圳火车站，给我的印象，还有些简陋。只有一个很小的售票口，广播员用一个小喇叭通知乘客上车。还有后来去了深圳的罗湖汽车车站，路面还是土地，环境更简陋，跟咱这里差不少呢。”
“那里不是守着香港，汽车多？还是楼房多？”
杨柏仍是穷追不舍。
杨松望向窗外，说：
“我去了深圳最繁华的地方，比如人民路与解放路的十字街口，主要的出行工具也是骑自行车。远一点的地方，荒山野地，一穷二白！”
“那你是图的什么？去那里干嘛......”
杨柏终于忍不住，大声喊了起来，但很快又收住了自己的冲动，问：
“外国人多是不是？你是不是想做外国人的生意？”
杨松还是摇了摇头：
“是有很多外国人也来到深圳旅游，或者是发展。但我目前的英文水平，还做不了外国人的生意。”
杨柏两手一摊，站了起来，背对着杨松开始点烟，很明显，他生气了：
“明白了，深圳哪都不好。但你就是想去，离我们越远就是越好呗！”
杨松笑了，也站起身来，拍了拍杨柏的肩膀，说：
“别那么独！给我一根烟，坐下来，听我跟你详细的说。”
杨松开始讲在二叔家时，就常见村子里的人，总是在江中练习游泳技能，很好奇。
后来，他明白了，听说珠江作为泳场的盛况:
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身健体，口号喊得分外响亮，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大家都心照不宣：
为了随时可能发生的远行——偷渡边防线，逃亡到香港。
有的农民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便偷渡到香港去了。
相比之下，生产队干部似乎更心疼偷渡客划走的那条小船。
因为许多村民挨了饿，但看见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给家里寄钱了。
这种刺激，让很多人见了充满憧憬，不顾一切冒险前行。
“听说香港有个叫罗芳村的吗？”
见杨松如此问，杨柏摇了摇头：
“没听过。”
杨松闷声闷气的说：
“没有就对了。那是深圳的罗芳村人给建的。”
原来，宝安那个地方，曾有一度，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七角到一元二角左右。
而听说，香港的农民劳动一天，就能收入六十到八十港币。
大家感觉这两者差距悬殊近百倍，实在刺激太大。
甚至有人传出了这样的话：
普遍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钱”
当然这八分钱是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所用的邮资。
还有这样的说法：
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
这些都诱使许多人“前赴后继”般逃亡香港。
有时候，一年时间，便发生“逃港”事件9.7万多人次，逃出1.8万多人。
耐人寻味的是，香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过去的。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与祖国大陆的脐带完全斩断，除了官方有限度的交往。
但以偷渡为主的民间形式却始终活跃着。
最终汇聚为一股股逃亡香港的奔涌潮流。
以深圳为例，在不少文件里记录，“深圳历史上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
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
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数字：
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
1980年的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第四十一号文件。
明确指出要积极稳妥搞好特区建设，并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
从此，深圳正式定为“经济特区”
而这深圳特区的诞生，使广大民众看到了希望，也使“逃港风”骤然停止。
当年曾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广东原省高官吴南生后来回忆说：
“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
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