麟台秘书省之所以能够在士林中清誉独享，抛开其历史渊源而着眼于今朝，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去看。
对于底层官员，特别是那些初解褐的年轻俊彦，麟台校书、正字乃是最为清贵且值得骄傲的地方。
这些人并没有什么资望可恃，唯一可夸者便是自身的学识才器，麟台藏书丰富，享有极高的学术地位，能够居任其中，便是所谓的久居墨室、身亦流韵。
而且麟台靠近中枢，魏晋以来此类清职便是士族子弟起家首选，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除了这些历史流余之外，国朝以来官场又有重内轻外的流俗。
像是刚才李潼所见一名麟台校书郎倪若水，关于其人还有一桩轶事，开元年间，倪若水担任汴州刺史，于州境中接待一名归都担任大理少卿的官员，便发出这样的感慨：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为驺仆。
汴州可不是什么偏僻远州，而是唐前期屈指可数的雄州之一，直当运河水利，环天子之居。在这样的大州担任刺史，绝不属于卑职贬用，即便是这样，倪若水仍然感慨恨不能给归都担任寺官的同僚担任车夫。重内轻外的流俗观点之深刻，可见一斑。
所以对于新入官场的年轻人而言，麟台校书、正字这样的官职虽然品秩不高，但吸引力却是极大。一旦放到外州担任什么县尉、参军之类，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机缘或是过硬的背景，想要再升回朝中担任美职遥遥无期。
武周之所以能够代唐成功，相当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这一时期官员的内外流通实在频繁。对于一些渴求仕途上进的年轻人而言，他们是不会过多关注国统在谁，天大地大、机遇最大，朝中动荡越频繁，他们得以攫升的机会就越多。
这里又要举一个例子，还是陈子昂。其人于682年进士及第，但开始也是如刘幽求一样守选待任，等到高宗驾崩上书《谏灵驾入京书》，得到神皇武则天的赏识，所以授为麟台正字。
如果没有这一次的上书，陈子昂一个蜀人土豪子弟能够担任麟台正字这种美职的几率微乎其微。
天授年间武周革命，陈子昂又上书《大周受命颂》，算是直接鼓吹武周代唐，继而加授右拾遗。
所以武则天能够代唐，绝不仅仅只是依靠酷吏大杀特杀。她临朝执政有一个特色那就是对寒门庶人所开放的政治资源获取途径前所未有的大，甚至还要超过南北朝与隋唐交替的战乱时期，当然泥沙俱下、良莠莫辨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李潼也不是在洗他奶奶，事实上从唐代立国贞观时期开始，他太爷爷李世民就一直在打压山东世族，到了他爷爷李治也是接过老子手里的刀，直接砍向那些关陇勋贵集团。
接下来就算不是他奶奶上位，只要想坐稳江山，这种历史脉络是不会改的，只是他奶奶手段要更加激进一些，下药太猛，个人私欲与历史潮流纠缠在一起，反而不好评判是非。也正因为这一点，到了武周中后期不乏人抨议武则天，往往援引隋炀帝祸国的例子。
扯远了，讲回麟台。中层官员如李峤这样已经积累了一定资历、名望的壮年派，他们所看重的麟台资源，是待诏内省的资格。
魏晋以来，承旨诏诰便渐渐成为凤阁中书省的特权。这种态势发展到如今，特别是光宅年间宰相裴炎借着与武则天配合废掉皇帝李显的余韵，直接将宰相政事堂转移到凤阁之后，凤阁便成了当之无愧的外朝首枢。
皇权与相权，是一个天然的矛盾，皇帝如果权威过盛，宰相形同虚设。宰相如果太过势大，皇帝则就被直接架空。
武则天代唐履极，首要打击的也是宰相这一群体，对李唐宗室的剪除其实还要摆在次要位置。去年的越王李贞等人作乱也说明，没有宰相等朝臣们的支持，就是一场笑话。这种内重外轻的局面和印象，一直持续到安史之乱才被打破。
皇权要稳，中书就必须要进行分权，于是便有了知制诰这一制度的产生，为的就是分夺中书省中书舍人拟作诏敕的权力。太宗时期的温大雅、魏征，高宗时期的许敬宗、上官仪，包括武后临朝时期的北门学士，便是因此而产生。
武则天女主临朝，虽然培养了一批待诏女官，但这些女官们往往身在禁中，并不能完全取代朝臣。所以如麟台、两馆这样的机构，便需要有官员入事大内，充直待诏。
麟台对于中层官员们之所以有吸引力，就在于这一点。虽然沈君谅诉苦兼自嘲，言是麟台职权被剥离严重，号为病坊。这虽然是一个事实，但也仅仅只是麟台外署的情况。
麟台是有外省、内省的区别，其中外省位于皇城中，史官、太史局被先后剥离，仅仅只剩下一个半残的著作局，编书注书这样的本职工作也出现了两馆这样的竞争者，基本上可以说就是一个面向外朝开放的图书馆。
但是麟台内省却位于大内，凤阁官署附近，仍然保留承旨待诏的职能，直省官员几近于凤阁舍人这样的供奉官。
至于麟台对宰相一级高官的诱惑，那就是已经被剥离出体系之外的史馆了。
像是刚刚离开外省前往内省直堂的麟台少监薛克构，其人有一个伯父名叫薛元超，是高宗时期的宰相。薛元超晚年检讨自己，言是平生三恨，一不能进士及第，二不能娶五姓女，三不能修国史。由此可见修国史这一件事，哪怕对位高如宰相都有着极大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