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富人们在这方面不缺乏智慧，他们在这方面玩了几千年的把戏。1787年2月，佛吉尼亚的汉密尔顿力劝州议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邦联召集一次修改邦联条例的会议。结果州议会通过并且获得邦联同意。于是5月份各州议会派代表到费城参加这次“修改邦联条例”的会议。但这实际是一次“制订联邦宪法”的会议。
这样的一个瞒天过海手段确实让多数穷人占支配地位的州议会中的穷人代表疏忽了。独立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多数没有参加。喊出“不自由毋宁死”的著名马州议员帕特里克-亨利虽然参加了，但因为怀疑这个会议动机，竟然拒绝出席。当然，历史上穷人在和平运用政治权利的技巧比富人们一直是逊一筹的。于是，55名代表中持有公债的不少于40人，债权人不少于24人，奴隶主集团不不少于15人，土地投机者不少于14人（重复计算），而且多数是律师出身。
出于对民主的恐惧，会议实行严格保密，以防止外界压力。不许任何人用任何方式透露会议情况，甚至不准做会议纪录。
代表们对国会和州议会赋予他们讨论修改邦联条例的权利置之脑后，未经任何人授权，自行主张的把议题定在了制订联邦宪法上。
稍微了解点关于民主权利规则的右派应该知道，几十个未经任何授权的人决定一个国家全体人民的命运，属于什么性质，起码是非民主的。美国法学家伯吉斯后来说：“如果朱利耶-恺撒或者拿破伦作出这样的事情，人们早已把它称为政变了”。
三、玩弄政治本来就是统治阶级的拿手好戏
最后出台的联邦宪法第一条第十款规定：“任何一州不得……铸造货币，发行纸币，使用金银币以外任何物品作为偿还债务的货币；通过……追朔既往的法律或损害契约义务的法律”。
第一条第八款：联邦将有权组织常备军以“执行联邦法律，镇压叛乱”，或者“应州议会或者州行政长官请求平定叛乱”。
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了直接税税额按人头比例在各州分配，富人们根本不用比别人多缴纳一分钱。
我们可以先不讨论这条法律究竟是对国家有好处还是没好处，也不管究竟对谁更有好处或者对谁的长远有好处这些问题，也不说富人、穷人这些让强坛右派听起来感觉刺耳的问题。起码我们可以从美国制订这个宪法的程序中让中国的右派感到难堪：
如果这条法律是对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是有益的。那么显然这么好的法律条款是不可能通过民主程序实现的。只能通过非民主的，接近政变性质的政治手段才能实现。
如果这条法律是对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是有害的。那么美国少数几十个人用违法手段奠定的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础是非民主的，是应该全体带路党都唾弃的政治制度。二蛋网友万不能像现在这样拿着脑袋上鲜亮的脓疮当作鲜花到处显摆。
富人们对宪法的批准也煞费苦心。所有州议会都分成两大派。
由于财产资格限制，一些州的穷人并不能起作用。加上准备不足，消息闭塞。新宪法对他们的明确利益关系远不如联邦派那么直接。因此比较冷漠。联邦派事关重大经济利益，准备充分，信息灵通，组织有力，居住地接近投票处。他们拥有金钱、人才、宣传组织能力。一边是阴谋策划，一边是蒙在鼓中。突然要表决，自然后者要吃亏。
即使如此，宪法通过也很困难。马萨诸塞商人向造船厂工人保证，只要通过新宪法，就增加造新船数量。于是工人转而支持宪法通过。
加上当年冬天异常寒冷，农民不愿意到城市投票。最后只有四分之一的成年男子参加投票，整个16万参加投票人中赞成者不到10万人。即成年男子（也就是有选举权的“公民”）的六分之一。这就是说，著名的美国联邦宪法投票率只有25，最后是全体公民的15.6的人投票赞同后被通过的。15.6的人，虽然不叫“一小撮”，但说成是“极少数”总不为过。
1787年费城的那些律师们设立的三权分立是为了保障富人的权利不受穷人损害，是为了不放心一旦穷人真的利用联邦民主重新占据上风，并再次侵害富人权利的。他们都声称三权分立是防止独裁，保障大多数人利益的有效措施。
“有产者和无产者在社会上总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从而使他们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受不同的感情和见解的支配。管理这各种各样有互相不容的利益集团是现在立法的主要任务。……如果多数人由一种共同的利益联合起来，少数人的权利就没有保障……我们所要探究的重大题目是，维护公益和私人权利免受这种党争的侵害，同时保持民众政府的精神和形式”。
也就是说，民主的弊病在于它有存在使多数的穷人侵害少数富人权益的可能性。真正的政治艺术在于找到一种既要实现“少数人对多数人统治内容”，又要实现“多数人正在实现统治的形式”。
汉密尔顿直接就在制宪会议上说：“所有的社会都分成了少数派和多数派。少数派包括富人和出身名门的人士，多数派包括人民大众……应该使少数阶级在政治上享受特殊永久的地位。他们可以组织多数阶级的骚动……人民！人民是一个大野兽！”
麦迪逊的看法也是这样：“一般生活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