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生等高层也为蔡锷等人践行，这次蔡锷与蒋方震等人都将南下，作为边防大省，云南的兵力也增加到了两个师，加上贵州以及藏南作为防区，整个兵力配备达到了三个师。\\。qΒ⑸
李安生一直打算在云南设立昆明军区，辖藏南、云贵、广西、海南、四川，将来作为兵进中南半岛的桥头堡。
蔡锷毕竟资历浅，他自身作为云贵总督，是有着一干军中同僚的支持，但是要作为军区司令，就有些为难。
中国就是如此，许多都要看资历，别的不说，光是广西都督陆荣廷，便会首先不买账。
为此，李安生另辟蹊径，推出了岑春煊来作为云南、贵州、四川、广西与西藏五省边防总督。
这个总督权力虽然没有李安生东三省总督以及程德全两江总督这么大，但是由于总管五省边防，拥有过问军事与财政的权力，给了地方各省一定独立权的同时，也将地方的大权收拢一部分到岑春煊手中。
换做别人，或许还有些为难，不敢赴任，但是岑春煊敢。
岑春煊何人？
岑春煊在前清也是太子党，其父岑毓英曾任云贵总督。少年时放荡不羁，与瑞澄、劳子乔并称“京城三恶少”。三十余岁的时候便因为能力出众，擢升广东布政使，就任不过三个月，便与两广总督谭钟麟发生矛盾，改任甘肃按察使。
谭钟麟是谁？湖南实权派谭延]的老子，岑春煊当年就敢跟两广总督对着干，可见胆略过人。
四十岁时岑春煊遂赴川署理总督，在任期间，他严肃吏制，建立警察制度，一举弹劾四十余名官员，人送绰号“官屠”，与“士屠”张之洞、“人屠”袁世凯并称“清末三屠”。
四十一岁时――光绪二十九年，岑调任两广总督，之后他又支持张謇等人在上海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并派幕僚郑孝胥出任会长，一时俨然成为立宪运动的领袖。
在任何时候，岑春煊都能与袁世凯分庭抗礼，人称“南岑北袁”，即便如今，仍然如此，这便是人望，根基，李安生都无法与他比拟。
袁世凯不敢用岑春煊，但是李安生敢。
岑春煊在各地为官期间不惧权贵，弹劾并处罚了一大批买官而来的官员，尤其是逼令荷兰引渡裴景福和查办广州海关书办、驻比利时公使周荣曜两案尤其引人注目，不惜开罪这些官员的后台庆亲王奕粒甚至，他还敢主动出击，联合军机大臣瞿鸿与庆亲王及其党袁世凯展开党争，可见其人在清廉刚正之余，也是有相当魄力的。
用他来出任这个五省边防总督，可是相当恰当，而且由于无法总览权力，也不具备独裁，成为袁世凯与李安生这样的巨头的可能。
更何况，李安生本来就是想要借重他的能力与声望，以及他的资历，为培养蔡锷等人做好铺垫。
有蔡锷主掌军权，岑春煊即便有异心，也翻腾不起多大的风浪。
更何况，同样归属到五省防区的海南与西藏，都是忠诚于李安生的，即便是西藏的赵尔丰，也在李安生的控制之下。
岑春煊在西南颇有根基，又当过四川总督，其父当过云贵总督，绝对能够镇得住陆荣廷这样的旧派野心家。
而且，岑春煊与袁世凯是个老对手，不可能给袁世凯拉拢，还是能够与李安生在相隔如此遥远的情况下形成一定的默契。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岑春煊这个人人品还是相当靠得住的，想来刚烈正直，不容贪腐等恶行，有他整治地方，也是件好事。
他更是壮族人，少数民族，这就更好办了，云南与广西等地本来就要面对复杂的民族问题，光是靠少数民族政策的宣传还不够，需要有这样的人来出面树立榜样，潜移默化。
蔡锷明白李安生的这些良苦用心，自然感激万分。
分别在即，蔡锷提起的，仍然是军国民主义。
在他看来，东北的思想教育还是很有特色的，最好能够上升到军国民主义。
当然，军国民主义跟军国主义是不同的，尤其是在蔡锷这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
所谓军国主义，它的具体概念是指使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都为侵略和战争服务的反动思想和政策。它在国内实行法西斯统治疯狂扩军备战实行国民紧急军事化，向人民灌输侵略思想；在国外，进行掠夺、干涉,颠覆，以至公开发动侵略战争，比如现在的日本就有着这种倾向，而且势不可挡的向这个深渊滑落。
蔡锷的军国民主义，更多的是一种驱策民族集体奋发向上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对国人尚武精神的唤醒，锤炼中国人的意志，中国想要富强，不仅需要经济发展，更需要重铸国魂，铸造民族精神。
汉族自古以来就尚武，只是在近代一味的沦为功利民族，被阉割之民族，如今正要激发国人的民族自信心，民族自强的炽烈愿望。
尚武不仅需要刀剑，而且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更需要国魂。
蔡锷提出对全民进行军事教育、军事训练，以提高国民素质，这便是军国民主义的一种表达。
对于李安生裁军之举，蔡锷认为并不必要，中国的陆军常备军应该保持在两百万之数，后备役为两千万之数，才能够确保国家崛起，不为外敌所趁。
李安生自然不是高风亮节，而是为了更快的建立后备役制度，让有经验的老兵退伍，为国家训练更多的具备杀敌技巧的后备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