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按：本文为某群委托所做，本文为本系列第一篇，本文不代表作者所属研究机关的官方见解。
1、明末可以通过《明夷待访录》达成共和吗？
“《原君》批判现实社会之为君者“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原臣》指出，臣之责任，乃“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原法》批评封建国家之法，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学校》主张扩大学校的社会功能，使之有议政参政的作用，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属是非于学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黄宗羲所设想的未来学校，相似于近代社会舆论中心和议会的机构。黄宗羲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君和臣的设置，但主张君主开明立宪制，加强平等因素，扩大社会对执政者的监督权力，有近代mín zhǔ政治的思想。这种思想并非受西方文明的影响，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展出来的，因而更加可贵。这部书受到清朝统治者的查禁，直至清末才重见天日，受到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重视和赞许。”{知乎某人认为，这代表了明末士大夫可以通过《明夷待访录》最终达成共和制度。}
某人曾与我是旧识，因而此处匿名。
首先，要明白这段话在说什么，就必须要知道《明夷待访录》及其作者黄宗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黄宗羲出身于东林，其本人亦是东林余党“复社”成员，而东林党到底如何此处无需赘述。一言以蔽之，黄氏所代表的东林党是与皇权完全对立的两个极端所在。《明夷待访录》说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因此“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属是非于学校”。
那么，其中就不免涉及到了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就是，与君主制相对应的，就一定是共和吗？这个“公属是非于学校”的“学校”到底是什么，又到底是什么人在运营这个学校？
如果要明白这个问题，那就不得不对明末社会形势有一定的了解。特别是崇祯朝，到底是因为什么才会催生出诸如李自成、张献忠那样的绝世巨寇并最终攻入京师？
“学校”，也可以理解为类似于“议会”的存在，而我们知道，近代以前的议会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贵族与大产业主维持自己地位的工具。而黄宗羲所主张的“学校”，当然也是代表着黄氏这些“东林君子”“复社忠臣”的利益的。
人都是得寸进尺的，即使是只需要负担少得可怜的农税，基本不需要再交得商税，还有已经完全废除的矿税，这些还都不能让“君子”们满足，事实上“复社君子”“东林君子”们也不需要交税，因为他们是读书人，是秀才。而秀才是不需要交税的。这无疑极度奇怪，要知道，即使是素来优待读书人的大宋，也不过是举人免税而已，而秀才免税……只能说先例所未见，闻所未闻。
在根本不需要付出任何税收后，“君子们”当然又盯上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权力。
如果按照黄宗羲的思想组织起一个国家，那么最终那个国家将是一个类似于西欧的，到处实行着分封制的封建制国家。
也就是说，所谓的“学校”，是要由“有德人”来组织、做主，“有德人”也就是诸如黄宗羲一类的“复社君子”了。
而“君子”们有达成共和的必要思想吗？
这要从所谓的“格物致知”来看，所谓的“格物致知”，看似很好，但实际上，如何格，怎么格，根本就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说出一个方法来，这又间接造成了天主教东传。明儒信天主，根源大半在此。
因此，黄宗羲或《明夷待访录》所提出的上述思想，实际上是根本走不通的。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就可以转过头来对之前所引例证进行分析了。
首先，前半部分说，“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那么作者黄氏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呢？首先要注意到一个事实，在这一时期，明皇帝早就已经在权利斗争之中彻底落败，沦为橡皮图章，明朝廷实则由“东林君子”一手掌握。而早在明中期，就出现了掌握了国家绝大部分土地的既得利益阶层不断做大，并最终成长为击败皇权的存在。也就是说，黄氏所说的实际上是在为其霸凌明皇帝，撺掇皇帝的“统治权的支配权”做理论依据而张目，所以要强调明皇帝为“为天下之大害”。
与此同时，“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也是在强调，明皇帝并不是天生就有法理的，其“主从制的支配权”事实上是不应该存在的，而是应该屈从于“统治权的支配权”，掌握了“统治权的支配权”的，恰恰正是黄氏的阶级。
“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属是非于学校”。如果明皇帝是错的，那么到底谁是对的呢？黄氏显然认为，自己就是对的。“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这一句话就暴露了黄氏的狼子野心，在黄氏看来，一切应该由“学校”来主导，那么这个“学校”又是什么呢？其组成部分又是什么人呢？在研究了明中后期的政治之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