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南到河北（已从直隶改名），山东到山西，新攻占的州府管理办法都是类似的。旧有的清政府官员一概不留用，即便是没有那么多官员，大明也直接采用军管的模式，由少量官员在大明复国军的配合下进行管理。这一军管时期的目标是为了恢复地方安靖和治安，整肃鞑子、汉奸、土匪和恶霸势力，并且有意识地开始进行土地改革，为下一步进行工业化和近现代经济的发展创造新的条件。
原本清政府中的官员们，倒也不是完全没有用了。他们往往会以非正式的身份，参与政权的交接，并且受咨询处理一些当地事务，待新的大明公署完全掌握地方情势之后，他们就没有什么事情了。
这些清官大都是开城投降的，理论上是有功，不过为满清效力也是过，这算功过相抵。如果没有特别重大的罪过的话，就此揭过，想要继续为官则需接受大明国子监体系的培养和考核，这也是绝大多数清官的选择。虽然从今往后他们的履历上不可避免地会留下不太好看的一笔，但终究仕途是他们最热衷的选择。
有着晋王的背书，蒋国柱和在济南府的数百汉军旗被批准脱旗归汉，蒋国柱也是松了一口气。旗人可是没有人权可言的，那是十足的大明敌人。现在好歹是恢复了汉人的身份，虽然蒋国柱从来都是个汉人。
蒋国柱作为伪清山东巡抚，自然也是留在这里，协助袁懋功接收省内各项民政。蒋国柱是早早就收起了各种小心思，曾有不少清官觉得要是大明想要治理地方，还真的不能缺了他们。但实际在南方的很多省的实际操作中。不配合协作的那些投降清官，直接被送上船去种橡胶去了，而大明复国军配合着精干的大明行政团队，会将地方治理得比根本没有现代治理理念的清官们更好。
袁懋功找来蒋国柱的伪清人士开会，听他们汇报之前山东的各项工作。仅仅是会议室的布置，就看出来非常不同了。
袁懋功是命人直接在巡抚府邸找了一间堂屋变成会议室的，在蒋国柱的时候，会议更多是以训示和汇报的形式，有着非常明显的上下尊卑。巡抚或者其他大官坐在上首，小官们是站着或者跪在下面的。
而现在这个会议室就颇为不同了，主座、客座都被撤掉，反而是用一张张的方桌，排成了一个环形，两边长、两端短。袁懋功跟一众大明现任官员坐在一边，都是身穿大明正装，衬衫领带。另一边蒋国柱等人自然是不好穿着满清的官服，那就是挑衅了，他们一个个都是穿着朴素的长衫，做普通老百姓或者书生的打扮。
他们的衣服朴素倒不完全是装出来的，很多人都是匆忙翻箱倒柜找出来前明的服饰的，包括方巾、六合帽、道袍、深衣、行衣之类的装束，都是他们好些年没有穿过的。至于长袍马褂这些，现在是绝不敢穿出来了。
这个情况广泛发生在士绅群体和旧官员身上，一些人家甚至发现自己根本就没留下前朝衣冠，赶紧托人去剪裁缝制，来不及的话就去买别人家的。倒是也有一些人手段玲珑，知道南明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服饰，没有去买前明的服饰，而是早早托人跑去江南等地，买来了大明新服。
像是蒋国柱就是这样的，他在还没投降大明之前，就已经派人上南边去搜集情报，并且还买了了新装若干。这个时候派上用场了，别人都是宽袍大袖，看上去像是寻常地主，就蒋国柱一人，穿了一件淡灰色的正装，里面是白衬衫，只不过他家里人不会打领带，所以蒋国柱也直接没打。
穿衣也给了蒋国柱一些优越感，毕竟他对面的袁懋功等人都是这样的穿戴。
会议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就是一些正常的询问，包括蒋国柱他们都做了什么工作，认为哪些工作比较重要，省公署的财政情况如何，支出又是怎样。袁懋功和他的行政团队问得都比较细致，让蒋国柱这边清官都有些难以回答。本身他们工作就不会做到这么细致，可是在大明这边，精确到每一分钱的去向都是必要的。
蒋国柱却在腹诽：“这大明怎么如此苛刻行事，为官之道就讲究一个糊涂，许多事情穷根究底，不单单是得罪人，而且实在不够体面。”
虽然心里这么想，但是蒋国柱还是笑脸迎人，不会说出来的。
这边袁懋功他们情况了解得差不多了，袁懋功又端着自己的笔记，对他团队的人进行指示：“……大体情况就这样了，跟其他我们接收的省府县一样，伪清政权的工作是极为不细致而且存在很多重大漏洞的。我们新公署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且运行好我们的行政体系，太子殿下曾经说过，一开始架子搭不好，后面想要再更正过来就难了。我们各位同志一定要杜绝传统糟粕思维，踏踏实实、实事求是地做事情，为民请命。”
蒋国柱是十分不习惯袁懋功这一套的，甚至觉得他说话很多都听不懂。但是袁懋功的团队那边却是反应很激烈，提出了很多尖锐的问题，这让蒋国柱也是很震惊，因为袁懋功的人看起来不过就是一群二三十岁嘴上无毛的年轻人，但是他们提出的问题和一些做事的方法，却格外老道，甚至让他们这些老于官场的人根本无法解答，甚至不明其中意义。
“大明的这些官都是怎么回事？一个个怎么这么较真，当官不就应该是应付一下上面，好好地捞钱的吗？怎么都这么认真，怎么一省的衙门，还要专门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