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开中折色，其实是一种盐法，说到大明的盐法，那就不能不说大明的边境政策。
大明立国之后，为了防备蒙古人，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万里边境设立军镇，最早设置了辽东、大同、宣府、延绥四镇，后来又增设了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弘治年间再增设太原、固原二镇，是为“九边重镇”。
军镇建立起来了，但是有城有人还不足以堪用，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最重要的就是粮食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什么防御都是空中楼阁。大明建立也是打了一个天下糜烂，国朝初立，百废待兴，想要维持边境几十万兵马的人吃马喂，绝对不是简单的问题，而且立国之初要给予百姓休养生息，而不是给乱世过后的百姓增加太沉重的负担。
洪武三年，大臣杨宪给朱元璋提出了纳粮开中的建议，说白了就是朝廷根据边镇需要军粮数目在民间招标，中标的商人往边境军镇运粮，粮食运到以后朝廷给商人颁发盐引，然后商人凭盐引领取食盐，再到指定地区贩卖以获利。
这种方法得到了朱元璋的批准，先在大同镇试点，很快推广到全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其实开中制度是宋朝就开始有的，不过宋朝的盐引不是用粮食换的，而是要花钱买。
明朝开中制比宋朝开中制的优越性在于调动了百姓运送军粮的积极性，不足之处就是让利给盐商，减少了政府的收入，但是在明初，总体来说还是利远大于弊。故《明史·食货志》曰：“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
开中制的施行，为大明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孙子说过：“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费日千金。外内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
明太祖朱元璋八次北征，成祖朱棣五次北征，大大削弱了蒙古的力量，保卫了大明边境。这几次战争耗费军粮马草无数，但是没有造成汉武帝时期那么极端的民怨沸腾的局面，开中的功劳是无与伦比的。开中制的有利之处远不止节约国力民力，还促进了边境的开发。
开中制一出，商人为了节省运粮成本，招募大量农民在边境附近开荒种地，充实了帝国边境，对国家的边区开发有积极意义。
从江南等地运粮，运费太高，商人为了节省开支，干脆就在边境之地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供给边军，这种行为被成为商屯，比朝廷移民实边不知道要高出多少个档次。只不过这个政策后来被坏掉了，毕竟盐可是一大笔银子，这笔钱谁看了不心动？
按照朱元璋的规定，监临官及四品以上官员家人不许中盐营利，这就是限制官员从中牟利，否则是要杀头的。
可是这个政策后来逐渐荒废，到了万历时期，三边总督王崇古，内阁次辅张四维，这些人全都是大盐商，整个盐政全都被这些人吃掉了。朱元璋的规定成了废纸，当然了，坏规定的不是这些大臣，最先开始坏规矩的是朝廷，是皇帝。皇帝赏赐盐引从谁开始的就不得而知，但是朱厚照知道，自己的老爹就赏了自己老妈娘家不少盐引，这种行为叫“占窝”。
除了占窝之外，另外一种行为就是超发，朝廷超发盐引，毕竟盐引就是粮食，就是钱，拿出去就能换。
这些做法导致很多商人空有盐引而无盐可支，只能在盐场等着取盐，这叫“守支”。由于开中制被破坏，无盐的情况愈演愈烈，成化末年，仅两淮盐场就有五百余万引盐无法支取，甚至有守支数十年的情形，大大打击了商人的积极性。这种情况下，做开中盐生意的商人就越来越少，边境粮食也遇到了危机。
其实这种问题也能解决，按量兑换盐引，大力打击“占窝”都是有效手段，关键不在政策，而在执行，但是大明朝采取了一个最坏的办法。
这种最坏的办法朱厚照也知道，这个政策还是自己老爹时代开始实行的，提出这个政策是当时的户部尚书叶淇。纳银领取盐引的办法，被自己的老爹批准，这就是“开中折色”。从此，商人不再需要往边境运粮，只需要缴纳银两，就可以做食盐生意了。这个方法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一年之内，国库增收白银百万两。
这个政策在这个时候还被称为善政，叶淇也因此被老爹看重，但是朱厚照却知道，这就是饮鸩止渴。
叶淇变法违背了开中制的初衷，纳粮开中解决的是军粮问题，纳银开中解决的是国库收入问题。更重要的是，大明王朝为了这百万白银的眼前收入，把军粮问题抛诸脑后，更不要说开中制引起的农民实边等连锁反应了。朝廷采买军粮，运输军粮，这里面需要多少成本？
增加了多少人力开支？速度上会减慢多少？其中会有多少贪污之事？虽然眼前是增加了百万两白银的收入，可是日后呢？边境怎么办？
从这个时候开始，大明边军的战力急转直下，历史上正德皇帝上位，清查边军土地，清退多占田地，搞的风生水起，只不过这政策没坚持到最后，因为正德皇帝死了。为此正德皇帝甚至亲临大同，常驻蓟州，只不过在他死后，一切都覆水难收，再也没了希望。
大明边军战力急转直下，很难说和盐法没关系，这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而且是坏事情。
这件事情得利的是谁？当然是盐商，这些盐商背后又是谁？当然是士绅官僚集团，他们拉拢勋戚，给出好处，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