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袁韬一战，结果是远远超出赵当世的预计的。
赵当世原本的计划是将袁韬打残，使之无力与赵营相争，然而再利用袁韬余部在营山县的势力，阻隔保宁府境内的官军南下袭扰，从而确保赵营撤出营山县的安全。谁想，首先是郭如克阵斩袁韬，而后又是覃进孝一孤军之力歼灭了对赵营威胁最大的张奏凯部，赵营出川之路瞬间通畅不少。
郭如克的战功，无可厚非，既是份内之责，又超额完成了任务，立一大功。覃进孝这边，就存在争议了。直白说来，对于覃进孝的逾矩军事行动，营中主流分成两派。一派持肯定态度，认为覃进孝能审时度势，立下汗马功劳，值得旌表。另一派则持激烈的否定态度，认为覃进孝罔顾军令，擅自行动，看似功臣，实则功贼。前一派，以昌则玉为代表，认为覃进孝虽有冒进之嫌疑，结果却大利于军，有功却罚，恐失众望。后一派，以侯大贵为代表，坚持应该严惩覃进孝，以儆效尤，否则军中条例，将成一纸空文。
两派在善后总结的军议上唇枪舌剑，辩论不下。赵当世经过仔细考虑后还是比较倾向于昌则玉的看法。诚然，覃进孝孤军深入，的确置军于险地，甚至忽视了郭如克及赵营本部的安危，但至少从结果上看，得到的回报是非常丰厚的。毫不保守的说，张奏凯这一死，赵营出川的时间至少可提前近一个月。因为单纯靠着袁韬余部，赵当世没有十足的把握牵制住官军，一旦张奏凯联合夏时亨等尾随过来，赵营还是得想方设法做个了结。如此一来，拖延出川时间事小，一时半会儿摆脱不开，甚至会引来其他地区官军的围剿事大。张令、谭大孝、孔全斌等元气犹存，都是有可能追击上来的，更遑论在夔州府静观战局之变的各部官军了。
所以，张奏凯的死，战略意义大于战术意义。没了他，官军在川北就失去了主心骨，失去了一个勉强可以协调各部统筹战局的角色。这对于赵营而言，无疑是极大的利好。
赵当世对人，有赏有罚，赏罚公正。最后，他一锤定音，覃进孝这次擅自主张的军事行动，的确有违军令，但若理解为对战局机会的把握，罪有可缘。且因收获巨大，所以功罪相较，功大于过。lùn_gōng行赏，仅排在郭如克之下。
有人还提起杀俘不详的罪责，赵当世对此一笑了之。首先，覃进孝有点小聪明，在利用俘虏时是作为作战“先锋”来使用的。这可就与单纯的屠杀俘虏有着天壤之别。他这么安排，实质上就把这些俘虏吸收成了战兵。他是主将，怎么打是他的权力，人死得多了，也只是指挥问题而非滥杀俘虏的原则性问题了。且从战后覃进孝吸收未死俘虏为兵的举动来看，前后呼应，无可指摘。再者，一旦俘虏多出本部的供养能力或是控制能力，杀俘之事，实乃常态。军队纪律的塑造要一步步来，是经济实力、部队章程、兵员素质等等综合作用下的产物，绝非一张纸上写几个字可以规避。赵营现在尚不能做到严禁屠戮百姓，何谈善待俘虏？一味急于求成与揠苗助长无异。
对于这个结果，覃进孝自己还是满意的。他一战成名，名声大噪，在官军中的名声甚至超过了侯大贵与徐珲，营中也四处流传着对此战的议论。他嘴上不说，其实心中窃喜，至少在他自己看来，这一战最出风头的必定是自己，至于要不要那个表面上的头功，无大干系。
他没意见，旁人自更无言语。侯大贵虽然不爽，但毕竟与覃进孝没什么直接的利益冲突，不可能死咬着他不放。况且赵当世已经拍板的事再去说三道四、满腹牢骚，自找不痛快吗？他之所以要怼覃进孝，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为的是敲打作为自己参军的覃奇功。现在目的基本上达到，他也见好就收。
在袁韬以及李效山等人的营寨中，还是搜刮到了不少资财，全部没入军中。除此之外，杨科新等等从袁韬军以及张奏凯军投顺过来的人数，林林总总加一起，也有将近千人。这些人，赵当世还不准备处理，暂且编入青衣军不提。
做完了善后工作，赵当世急不可耐地继续东进。时间对于他而言，永远不够用。
二月底三月初，赵营兵马相继进入渠县境内。这条道，赵营曾今走过，轻车熟路。赵营在上游渡过渠江，在宕渠山逗留了五日，等山路上春雪渐融，方翻山而过。自从跋涉过渠江及宕渠山，赵营的行军路线有所改变，不再向东，而是转向了北面。
此前，军中一直存在声音，认为可以穿过重庆府，转进湖广，但这个提议被赵当世否决了。他否决的基本论点有三：一、路不好走；二、石砫宣慰司；三、施州卫。
这三点都是显而易见的问题。重庆府内水网密布，尤其还要横渡大江，沿路关卡汛口不计其数，其中存在风险与艰辛可想而知，通过这条路，就如同通过一个筛子，以赵营现在的实力，不蜕层皮，要过去谈何容易。而以忠君爱国著称的马家掌权的石砫宣慰司绝对是这条路上最大的阻碍。赵当世深信，吃过一次亏的石砫此时此刻定然在密切关注着自己的行动，只要一有机会，石砫是无论如何也要与赵营再拼上一拼的。赵营现在虽然体量远超昔日，但精锐程度反而有所下降，且各部建制多有残破，实际上的战斗力更低。再与石砫对抗，是下下之策。施州卫也是同样的道理，走重庆府，入湖广必入施州卫。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