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在政治上的悟性和他在军事上的悟性一样出色，半宿的时间，居然还真被他悟透了‘民富国强’这四个字。
前隋的时候，税收制度不可谓不严苛，国库钱粮不可谓不充盈，然而，最终的是什么样的结果？
朝中一有人作乱，百姓顿时揭竿而起，成为了推翻朝廷统治的急先锋。
这是什么原因？
朝廷无恩德于百姓，不得民心。
同样也证明，富国穷民政策的错误。
反之，藏富于民则不一样，物资在百姓们手上，朝廷若真有急事，需要征调的时候，一样征调的上来，出现大灾大难，百姓们有储备在，轻易的也饿不死，同时，也让那些地主士绅们，不能轻易的拿捏百姓了。
此外，钱粮税收少了，官员贪腐情况也就少了，因为贪污的空间不大了。
当然，这些都是小事情，关键是，你轻税赋，薄徭役，甚至不征徭役，百姓们在能够吃饱穿暖的情况下，又有几个人会把自己的性命不当一回事，跟着别人造反呢！
不过，悟透了这些道理，想要真正在朝廷改革并且落实，却不那么简单。
李世民考虑了大半个晚上，也就想出了三条。
第一条，是以各地气候不同，并不全都适合养蚕或者种麻为由，免除百姓们在丝麻方面的税收，稍微增加一些各类粮食谷物方面的税收。
以现在丝麻和粮食巨大的价格差异，算是直接给百姓们节省下了一半的税收开支。
第二条是为了方便计税，将繁杂的纳税项目全部剔除，只保留一项田地税，而且每年只收一次，由朝廷中枢派专门的总税官去逐州逐县收取，地方官只负责理清账目，不实际收钱，一个出账，一个收钱，同样也避免了贪污。
他稍微计算了一下，觉得每亩田纳粮一斗，即可保证国用，并且有很大的富余。
因为李唐现在除开洺州之外，还有两百六十几万户，按平均每户授田一百亩田来计算，每户差不多要纳十石粮食，每年收上来两千六百多万石粮食，按照现在的市价算，价值都在一千三百万贯以上了，足够养活朝廷的军队，和给朝廷的所有官员发更加优厚的俸禄，每年还能有几百万贯以上的结余。
而按照粮食现在亩产一石多的产量来算，大多数拥有一百亩田的百姓，每年只需要用七八亩地，甚至五亩左右田地的产出来交税，就足够了。
这样的话，他们只需要将朝廷分发给他们的田地中的两成拿出来耕种，即种上二十亩左右的田，就可以保证交完税以后，自家全年的食用了，而只要种到三四成，则不仅衣食吃用不愁，还能有不少的结余，百姓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耕种能力，选择种植多少，休耕多少。
第三条，就是关于徭役方面的改革了，只允许朝廷中枢因为某些特事征发徭役，比如修宫殿，陵墓，清理或者开挖河道等等大工程，地方官员因公征发徭役百人以上的，须向朝廷报批，私征徭役百人以上的，则视为聚众谋逆。
这一条，是从降低地方官员权力，和减轻百姓负担两个方面入手的，能大大的降低地方官员盘剥老百姓的可能性。
要知道，普通老百姓根据时节种地，一年之中，是有不少时间可以休息的。
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地方官员会以征调徭役的名义，让他们去给自己干活，修庄园，种私田，喂养牛羊牲畜等等，一干几个月那是常有的事，老百姓根本反抗不了，朝廷也基本不会派人去查这种情况，反正是农闲时期，百姓们自家的生产没有受到影响，一般也不会往上闹腾。
当然，还有一条附加的关于官员俸禄方面的改革，为了增加上面三条的通过率，他也一并加在了奏章里，意思就是以后朝廷除了食邑和职田之外，只会按品级发放钱和粮两种俸禄，但是其总额和比原先发放的柴碳，丝麻等等各种俸禄补贴的价值加起来要高三到五成。
其中高级官员涨薪三成，因为他们本来的俸禄就高，从五品以下的低级官员则是涨五成，因为他们原先的俸禄低一些，而且日常开销越来越大了。
作为朝廷的尚书令，李世民的奏折交上去，就直接代表了政事堂的态度，只要李渊同意，就可以执行，可是，李建成并不会坐视他买好百姓和大臣。
然而，长安今年的丝麻根本没有卖出去，李世民这个时候提出免征丝麻方面的税收，改征粮食，属于合情合理，太多那东西积压在朝廷的库房里，也是坏。
反而，粮食的价格虽然一直在缓缓下跌，但是变现非常容易，洺州，以及其商业联盟的各家，都在定期收购。
而且，在国家出现重大灾难等问题的时候，有大量的粮食储备在，就能确保安然渡过，多征粮食更加划算。
至于反对李世民的第二条和第三条新的税收法和新的徭役法，那就是反对中央集权，这一点，肯定是李渊和朝堂上诸位所不喜的，所以，他根本不会拿这个出来说事。
最终，他想到了一条不让李世民买好百姓和官员的办法，那就是，提议加大惠民政策的幅度和官员加俸的幅度，将这个买好的功劳给抢过来，反正李世民现在是尚书令，财政有困难的话，归他着急，是他的失职。
“父皇，二郎的建议确实可行，不过，相比于洺州来说，力度太小了，百姓们会感觉不到多少实惠，官员们也解决不了日常开销日益增大的困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