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唐宗，可谓外王，足以令华夏苗裔为之称道。
然而汉文帝与宋仁宗、明孝宗这样的帝王，才是最最符合内圣仁王这一中华政治精神的最高典范。
庄子曰：“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虽然这句话是出自道家的庄子，然而在夫子以前的中国哲学体系里，儒家和道家是一体的。
夫子之道，的就是道，儒与道都是道。
只是被后人细分为儒和道，至今儒释道已经再次有合为一体的趋势了，这就是在回归本源，是华夏基因中最最伟大的特质和力量。
了这么多，还是要回到三江的治理上。
浪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南直隶与浙江地区不推行土地重新分配的新政。
那里的无地农民在州县登记入册，年收入低于一定数额的无地农民，会在其他省份得到分配给他们的土地。
这样有很多好处，首先是稳定了两省的地主豪绅势力；其次又能在其他省份解决两省低收入群众的土地问题；其三又可以保留住大部分的无地农民或劳工继续在原岗位工作，这也是为了稳定人心和生产；其四是可以对日后南直隶、浙江两省培养工商业制造的发展温床。
毕竟要是大明人人都有土地了那么将来也就没人再去搞工商业了，到时候会出现资本家有资金，却雇用不到劳动力；有地农民能依靠土地生存，因而不愿意去出卖劳动力的情况。那样一来对国家的经济建设的坏处是多于好处的。
话题再次围绕多尔衮，在他率军包围大同以后，朝中突然发生了一个特大的变故阻碍了他的计划。
多尔衮同父同胞的亲弟弟，辅政德豫亲王多铎因身染花，不治病故了。
多尔衮只好放下了大同的姜襄，叫余部继续包围着大同，自己转而回京服丧，等到他再回到大同的时候，已经是顺治七年四月末了。
姜襄在大同反叛，对清廷的威胁很大，以至于让入关以后从未走出北京城领兵打仗的多尔衮先后两次亲自出兵围攻大同。
多尔衮再一次亲征大同的故事，发生在清顺治七年，明永历四年四月末。
对于第二次亲征，多尔衮做了更为充足的准备，调动了几乎一切可以调动的兵力。
大清的和硕睿亲王、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率领端重亲王博洛、承泽亲王硕塞、多罗亲王满达海、多罗郡王瓦克达等一干亲王贝勒皇室宗亲，随其随征的满蒙汉八旗精锐已经达到了23万人马，这其中的绝大部分都为骑兵。
除了这些掌握实权的皇室宗亲以外，多尔衮还调来了跟随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镇守江南的吴三桂部关宁军的5万关宁铁骑。
连汉军八旗中兵力最多的正黄旗汉军左梦庚部也被他调来了，左梦庚的汉军正黄旗拥兵十万人马，还有他划拨给宣大总督佟养量的六万人马。
综上多尔衮围攻大同的总兵力共计已经达到了恐怖的44万大军，这还不算和硕英亲王阿济格在山西的兵力呢。
西征清军兵威之胜已经远超成吉思汗伐金时的蒙古帝国，这已经不是一句大炮打蚊子可以形容的了。
前文过，连李自成自己都认为他当年选择攻破宁武关和代州北上，选取大同、居庸关这条进攻路线攻取京师的方案能最终得逞，姜襄是最大的推手。
如果他能向面对多尔衮几十万大军时那样死守大同，李自成根本不可能打入京城，更不用提他如果能有周遇吉一半对大明的忠心，李自成甚至有可能会再次逃回商洛山啃树皮和春芽儿了。
届时大顺军刚刚经历一番血战拿下代州，李自成的主力几乎都拼光了，大顺军一战便损失了七万人精锐，剩下的士兵大多肢体不全，身上带伤，想要恢复实力根本不是一年半载的事儿。
大同一到手，李自成与北京的距离就只隔着一座居庸关了，姜襄却在大顺军最虚弱的时候主动送上门儿来投降。
然而第一眼见到姜襄时，李自成虽然乐开了花，心里却也很瞧不起他这种人，还摆出要杀他的阵势。
李自成曾问过姜襄：“朝廷将要害军镇交于你来驻守，等于是子将整个朝廷乃至皇室的性命都托付于你啦，你丫的怎么投降就投降呢？就你这样的反复人，必须死！”
姜襄也吓坏了，以为命休矣，可这时一个绰号‘过星’的李自成部将，出来替他了话。
过星本名叫做张琳，他有个嗜好，专门喜欢拆寺庙，就连那闻名遐迩的云冈石窟周围原有的十座寺庙都是被他给拆的。
许多人认为，当时郭星也许是配合李自成唱双簧，他为姜襄话，做了红脸，在他的劝阻下李自成便放了姜襄，最后让他和姜襄一起镇守大同。
然而闯王兵败，八旗兵入关后，姜襄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郭星这个大恩人给宰了，随即投降了清军。
只是投降了清廷以后，姜襄也仍然搞不懂状况，他看到多尔衮打出来的口号是吊民伐罪，便是非配合的在大同立了一个明朝皇室后裔，虽然不是立皇帝，只是立嗣以续先帝之祀，饶是这样也把他的现任老板多尔衮给恶心完了。
姜襄或许太真了，政治家的官面文章你也相信，还真是个死读书读死书的呆子。
多尔衮因此借着一些汉官的口把他给骂了，因此他在清廷也不太好混，阿济格在大同调皮，也就成了他造反的导火索。
大清第二号实权人物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