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连忙拍了拍我的后背。屋内的其中一人递给我一杯水，我投去感激的目光。但，似乎这水，也并未能缓解空气中的紧张气氛。
独坐沙发的那位，放下翘着的左腿，身体向前倾，在满是烟雾的屋子里，冲着母亲说道：“东西带来了吗？”那声音透过凝纱般的缭绕飘渺，仿佛是从墙壁的转角传来，又像是从幽远的上空盘旋而下，我听起来，只觉得后身有股莫名的情绪涌来。
母亲听罢，急忙拿下放在我身上的手，慌张地把那布兜又紧紧地攥了攥。那位男士从沙发上站起身来，路过身边时候，看了我一眼，便伸手接过了母亲手上的袋子。
他把烟叼在嘴里，用双手去解那兜子上的绳。我并不知道那里头放的是什么，待其打开拿出来，我才知道，原来是我和母亲的户口本。我不清楚那个年代，户口簿是原本那般破旧不堪，还是因为，母亲因不舍而在上面摩挲出留恋的痕迹。我只是清楚地记得，当那个人从母亲手里试图接过那小本儿的时候，母亲抓住本子边缘的指关节，因用力而明显发白。
那男人眉头皱了两下。接过户口簿的一瞬间，母亲靠在我身边的身体，晃动了一下。我下意识地看了看母亲，氤氲之中，似乎这个女人的头上笼罩的一层烟雾更像是岁月落霜般的冬风摧蕊，一下子，母亲便成了这世上孤独的一员。
我曾在自己成人之后，无数次地猜测起母亲当时的心境。或许，她是坚强如陨石的那个，因为，那本唯一能让她感受到世界暖如炊烟的薄薄几页纸，在被人从手里接过去的一刹那，她，便只剩了无爱的躯壳。以至于后来，我便不忍再去体会其中的复杂且单纯的情愫，我知道，无论我怎样，岁月不可回首，母亲，也已伤暮多年。
男人嘴里的烟，又短了一截。屋内空气更加浑浊不堪，我一直没有停止咳嗽。男人翻开本子，简单看了一看，便让方才带我们来的人送我和母亲回去。母亲在即将转身出门的一瞬，忽然转头问：“曹牧呢？”那男人眼睛微抬，淡淡说道：“去上海了。”母亲的眼神黯淡了很多，她谢过说话的人，有气无力地带我往家的方向走。
回去的路，似乎变得比一生还要长。母亲没有了方才气势汹汹的急促步伐，转而代之的，是颓靡、消沉、无语。我是在那天，知道了我的生父名字，曹牧。关于母亲与其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说，我上学这事，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交易，我当时尚且不知。但那一天，我从母亲的眼神里读出了两个词——期望、失望。
回到巷子深处的家里，母亲在我身后，踩着沉重的脚步，缓慢地上楼。我曾几次回头去望她，却看不清她的眼睛。我不知道母亲当时的眼里，是否有强忍的泪水，或者，已经在我不经意间偷偷流干了。进屋子之后，母亲放下那个布袋子，袋子因内里空荡荡而变得软绵绵地摊在门旁的椅子上。母亲在已经板结的白糖罐儿中舀出一点儿，为我冲了点糖水。然后，自己便独自坐在椅子上，看着那瘫软的袋子，发呆许久。
我不知道母亲究竟坐了多久，并且一直在想着什么。待我一觉醒来，母亲仍然坐在原地，但，天，似乎有些黑了。
门外传来邻居的敲门声，是母亲的牌友招呼其去打牌。母亲拒绝了。一行人嘟嘟囔囔地，小声碎语地下了楼梯。那一天的母亲，就像失去了魂儿一般，其实，布袋子里的，是母亲的青春和生命。但，已经败给了世俗之见。
两天之后，我与邻居家孩童玩耍的时候，母亲独自出去了。当天晚上告诉我，有了上学的钱。我欣喜若狂，绕着屋子里一圈一圈地跑，跑到棚顶那昏暗的黄灯泡晃花了影子，跑得周围的一切都风声呼啸，跑到我在那屋子里看不清了母亲定坐的身影。是的，我晕了，晕在了母亲的庸人之盼里。
在未发生这事之前，母亲虽没钱，但却喜打扮。母亲特别爱用香膏，尤其是玉兰花的味道。童年的记忆里，玉兰花香，就戛然而止在1990年的梅园街道。
我曾以为，日子就这样简单下去。当我以曹沐夕的名字站在班级里的时候，我甚至觉得这名字好听极了。因为它给了我与同龄人平等的一切，哪怕这一切并不是最好，但，我已经知足。
母亲渐渐地似乎也习惯了这一切。当我顺利地上了学，一切慢慢恢复了原有的样貌。母亲又开始涂香膏，只不过，再也不是玉兰味道。母亲白天会和人打牌，偶尔去一个个人的戏苑唱几曲挣点钱。但，毕竟年龄大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自然也是精神文化需求和要求的硬性前因。年轻一代的戏曲人员一茬接一茬，而母亲又因为长期吸烟，嗓子大不如从前，所以，这钱，挣得是愈发艰难。
我上了学，却因6岁之前家庭基本教育的缺失，表现在学习上愈发吃力。到了二年级，我便成绩越来越差。
母亲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女人，会唱戏，也是她从小耳濡目染偷学来的，除此之外，她似乎只会打牌，和打牌。母亲并不能辅导我任何功课，就连最基本的教辅都做不来。
小学二年级下学期，一时间兴起了开家长会和家长签字阅卷。母亲写自己的名字很是吃力。我记得，她第一次给我签名的时候，急了一头汗。后来，别别扭扭地写了几笔，以至于，老师偏说是我自己偷写的。
家长会，母亲去参加。她被同学嘲笑老，被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