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贻芳等人的建议方案来说，这一方案的特点是根本没有革命性的技术创新，仅向着“超大型”发展，所以必定适用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应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有一个技术困难，就是很难判断“边际效用”以怎样一个速度“递减”，它在未来的“边际”，也就是“斜率”将“减”到多少？实际上，最近l的实验已经给出了一个判断。
前一时期，lev能量区间发现了一个750gev的“共振峰”。学界非常兴奋，因为似乎高能物理向“高处走”仍可能有新的发现，“大沙漠”理论与实际不符！但由于实验数量不足，因而不能明确认为这是某个新粒子。因此，一些人主张多投入一些运转时间和费用，以便将这个“新粒子”捞出来。也有一大批理论学家认为这是一个新事物，做了许多“新”理论来解释这个粒子，并作出种种新预言。
但是，大多数坚持相信“大沙漠”理论的理论物理学家却仍认为这个所谓的“新粒子”应该是统计涨落，并不是发现了什么新粒子。
结果是，进一步的高精度实验表明并没有证实“新粒子”的存在！“大沙漠”理论在这个能区依然正确。应注意的是，750gev能量实际上是被称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粒子125gev的6倍，但结果却仍然为零。如果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诠释，这一实验已表明高能对撞机在l的能区，其“边际效用”已递减到“零”。
现在，在王贻芳所提出的方案中，最大的能量也不过是l的7倍。而按照这个趋势再做下去，如何确保再发现新粒子，或者其它重大新鲜事物？不仅如此，日内瓦中心也即将进一步将能量加大到20tev，继续从事实验工作。但日内瓦已经拥有超大型加速器，西方仅需重新投入一些钱，就可实现边际效益。而中国却要重启炉灶，也不过是将能量提升7倍，却要重走日内瓦中心l已走过的漫长历程。
或者说王贻芳等人的方案，绝不是日内瓦的平等竞争对手。
日内瓦中心的l对于高能物理的贡献是巨大的，它运转了20年，先后共发现了四个重要粒子，而且几乎完满地证明了“标准模型”的正确。现在只剩下一个小问题，即轻子数是否“绝对”守恒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但这一问题的回答，并不需要超高能加速器来研究，而是需要中低能加速器，如现在科学院已立项的散裂中子源，ads等项目来回答。
可以说，当前高能物理的发展态势，完全相应于所再三强调的供给曲线，将按“s”性状向“右”延伸。而这时，却已有“大沙漠”理论和l的实验结果，这些都表明这一延伸的“边际效用”已大体上接近于零，也就是“s”形状的曲线，已接近于“顶点”。
那么，今日的中国还有何必要对这一座很难产生重大成果的cepc-做重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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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王贻芳所长一直强调，高能所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时从未超支，上下涨落幅度不会超过5。应该说，这是历史事实。而作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亲历者，我却要说出一些背后的故事。
高能所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是在“文革”之后，由***同志依据周总理的遗愿而特普的大型基础研究项目，其总造价为2.2亿人民币。由于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央首次特批的大型科学研究项目，曾由中央出面，向各方面打招呼：这不是一块“唐僧肉”，各部委不可乘机“啃一口”。这一“招呼”，还传到了那时尚未回归的香港。香港的业界表示，这是小平同志特批的项目，我们一定大力支持，即使不赚钱，我们也设法保证供应。
为确保正负电子对撞机按计划进行，中央还特派了*******胡乔木同志的夫人——谷雨同志主持、主抓这一工作。遇到困难时，就由谷雨同志从中协调。举一个例子，在正负电子对撞机开工建造的时候，附近居民担心放射性污染，表示反对。环保部门因而派来一位处级干部参与监督。但那位干部的专业知识储备不足，只是一味表示反对。
我们请她拿出一个相应的“指标”，究竟应到达什么样的标准才能通过，但她却给不出具体的数值。当时高能所领导委托我组织一些青年同志来设计高能加速器的防护装置，由于环保部门派来的这位干部实在“外行”，并不能给出一个具体的指标，而我们当然也怀疑她有“啃一口”的意思。
所以，就由谷雨同志到小平同志那去反映情况，最后小平同志敲定由我们负责。
当然，我们的设计很快就完成了。因为这一对撞机是正负电子对撞机，只放出x射线和γ射线，其对环境的影响比宇宙线背景还要小。
问题是，在当下的年代，王贻芳所长的“一厢情愿”能否再度实现？而结论应是：这是一个不切合中国国情的方案，决策者不应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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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贻芳所长还表示，反对者几乎都是高能物理领域外的专家。我想这绝非事实。
我们这里（理论物理研究所）也有一批高能物理学会的会员，其中有很多人都表示反对。其实，高能所内部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却碍于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