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那年纪较大的郑厚，天资聪明，四岁读书，过目不忘。七八岁精通四书五经，所作诗文援引经据典，下笔成章，其文采令诸多老先生自愧不如。尔后志向远大，学问渊博，诸子百家，无所不通，词赋典雅秀丽，文辞高古奥博，议论自成一家。
可以说，如此人物在先前的社会风气之下，那是很容易混出头的。
然而郑厚却‘舍本求末’，不以满腹精华和一手好文章为豪，而是立志“使厚司台谏，则世无豺虎迹；使樵直史苑，则地下无冤人。”，想做一个魏征那样的谏官，以扫除天下贪官污吏，还世道朗朗乾坤为志。
这种人天生就是谏官，天生就是修法立法的坯子。
赵构转手就把他送去了大理寺，而不是御史台，想叫他多接触些实事，历练历练，然而再修宋法。
虽然这事儿，极可能等到他‘死’的那一日都不会有结果——郑厚到时候都不见得成熟呢。
而郑樵呢，更被赵构看重了。
不为别的，就因为郑樵的学风——郑樵的学术思想主要是“会通”、“求是”和“创新”。“会通”表现为他主张修史要据“司马迁会通之法”，不赞成编写“后代与前代之事不相因依”的断代史；“求是”和“创新”则表现为他重视实践的经验，反对“空言著书”，认为有许多东西是从书本中得不到的，要通过实践才能得到——这是对义理之学的一大补充和进步啊。
所以，郑家两兄弟全得以重用，甚至宇文虚中能踢开无数个竞争者最终能走上秘书监一把手的位置，都跟此事有一定的关系。三人也借此机会成为了知己好友。
不管是宇文虚中还是郑家兄弟，对女真对金虏都一百个厌恶，如今辽东战场的好消息一个接一个的传来，外头的那些人是不是真的高兴不说，他们仨是真的高兴。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宇文虚中吟着苏轼的江城子，一手举杯，“二位贤弟，干了此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