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是半月功夫，大江南北便就都有听说了。金陵城更是收到了郑芝龙递上的捷报，毙敌降敌两万人众，内中还有千多人的八旗真鞑，这是其他诸路明军根本无能获取的大胜。
而且郑芝龙拿下了青州，明军又已经收复了大半个东昌府，留给齐鲁清军的地盘就只剩下济南府了。济南府的面积也是不小，但再大，这也只是一个府，一个郑军已经挥师杀去的府而已。
这齐鲁极可能就会成为大明第一个全境收复的省份，这可不就是北伐的明证，不就是朝廷的功劳么？
然而消息报到金陵，这个本该引起举朝轰动的好消息却像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小石子落进了河里，荡起几圈微不可查的涟漪后，就再无半点波动了。
而此时的金陵城内，到处蔓延的却都是关于孔胤植的话题。
郑芝龙不止给士林撂了颗大炸弹，给金陵朝廷也出了个大难题。这孔胤植该如何处置呢？
是杀是囚，还是放呢？
杀，崇祯帝挺愿意的，可是朝臣多有不同意见。这从宋到明，还没听说有衍圣公被杀的呢。凶残如金兵蒙元，都乖乖的捧起了衍圣公，大明朝怎么能对之挥动屠刀呢？
囚呢，争议少了不少。因为杀也不是，放也不是。现在谁也不敢彻底为孔胤植洗白的，他也洗不白了。所以，放是不能放的。
如此看似乎‘囚禁’最是妥当。
可囚禁之策能让朝堂上的争论减少不少，却不能平息下天下士林百姓们的热议。
儒家大义，内诸夏而外夷狄，天地君亲师，在后世人看来很迂腐，但对古人而言是不能违的。如果孔圣之后都降了，儒家的一套是不是就要完了啊?
忠孝节义是不是就都是虚的，都是扯淡的？
从北宋到崇祯，甚至是北宋之前的上千年光阴里，曲阜孔氏多受历朝历代的恩宠，不管那是汉人天下还是胡人的江山。
汉魏曰褒成、褒尊、宗圣，在晋宋曰奉圣，后魏曰崇圣，北齐曰恭圣，后周、隋并封邹国，唐初曰褒圣，开元中，始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又以其后为文宣公。到了北宋就是衍圣公。
历代孔家人多深受国恩，但是这些人满口仁义道理忠君报国，在改朝换代之际，却无一个忠义之士。宋代如此，蒙元亦如此，眼下的大明还是如此。
见风使舵，背主求荣，转向新的主人，他们跑的最快。
如此毫无廉耻的小人，何以为圣人之后？
所以，如今的南国，一场波及到民间与士林与朝堂之上的大混乱已经开始。
对此郑芝龙是心知肚明，对他来说，如此混乱好啊。那士林朝堂和民间越是混乱才越好，因为这越是混乱影响才会越大。
就像当初的李贽，一开坛讲学，不管哪座寺庙，还是深山老林，和尚、樵夫、农民、甚至连女子也勇敢地推开羞答答的闺门，几乎满城空巷，都跑来听他讲课。俨然就是横扫儒、释、民的学术明星。
对传统思想造成了强烈的冲击，被当地的保守势力视为“异端”、“邪说”，群起围攻，要把他驱逐出境。但人或许可以驱除去，影响力却已经种下了。
主要是孔胤植身上的污点俨然是不可抹消的。谁也不能否认孔胤植先背明降顺，后背顺降清，如此毫无节操廉耻的行为，也配跟孔圣联系上吗？
自从宋代以降，随着理学的建立和发展，“三纲”逐渐凸显并且神圣化，“忠孝节义”作为“三纲”的同义语也随之成为社会流行用语，成为了被全社会上下人等尽数认同的普世价值观。到了明代的时候，社会上的人等对‘忠孝节义’的认同已经超过了五常。人们论及道德，往往以‘忠孝节义’做概括。
在如今的社会里，‘忠孝节义’这四个字，完全就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忠臣、孝子、义夫、节妇，那完全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全然匹配。发展了几百年的程朱理学已经将之神圣化、绝对化，成为了古今之所共有、人之所共有的永恒不变的‘天理’！
这一理念已经被世人所共知和尊崇，成为了道德的最高行为准则之余，也成为了一条禁锢人思想、钳制人心、束缚人身的铁链。
现在孔胤植他们就是无可辩解的违背了这一‘天理’，那还能不被人万口唾弃？
朝廷如果饶了孔胤植，那岂不是在自己打脸，岂不是在高声对朝野上下人等宣扬‘背叛’二字么？
“有一道学，高屐大履，长袖阔带，纲常之冠，人伦之衣，拾纸墨之一二，窃唇吻之三四，自谓真仲尼之徒焉。时遇刘谐。刘谐者，聪明士，见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刘谐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其人默然自止。然安知其言之至哉！
李生闻而善曰：斯言也，简而当，约而有余，可以破疑网而昭中天矣。其言如此，其人可知也。盖虽出于一时调笑之语，然其至者百世不能易。
”好个李贽，可惜早死了五十年！”（赞刘谐，脍炙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