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治之事可以说非同小可，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无疑是非常仓促的，许多问题需要刘璋亲自决策、协调，不时还要为那些留恋故土的人做思想工作，整天忙个跟一个陀螺一般，他甚至连陪母亲吃个饭，打一圈麻将的时间都没有……
刘璋时常安慰自己，长痛不如短痛，坚持下去、只有一个月而已……
或许真的是自我麻醉起到了作用，勿忙间，一个月如白驹过隙一般，转瞬即逝。
公元196年，汉兴平三年，二月十五日，刘璋与母亲、妻子儿女、三位兄长一同祭拜父亲刘焉之陵后，与一众文武并十万大军、十万百姓，离开成都往北而去。
这些百姓除去一部分是官员、将士的家眷外，大多都是走出深山老林的蛮人，益州耕地有限，如果不开荒，蛮人想要耕作为生，必然会和土地原主人产生茅盾，可是开荒就那么容易吗？不是的，大量有开垦价值的荒地经过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辛勤开垦，早已经被深爱着土地的百姓开垦的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些条件恶劣、贫瘠之地，开垦后种出庄稼也难以取得太好的收成。而且刘璋很清楚大量开荒造成的水土流失会有多么严重，因而向来不主张无节制的开荒。这些年，刘璋靠着政府收购、查抄犯罪官员百姓等手段获取了不少土地，这些土地他全部拿了出来租给失去土地的百姓和走出深山的蛮人。
可是大汉自灵帝以来，土地兼并严重，大量百姓失去土地成门富户豪强的佃户，又有数以十万、百万计的蛮人走出深山，因而他手里的土地一直非常的紧张，这有限的土地虽然实现了刘璋耕者有其田的愿望，但是这些人的人均土地占有面积与其他人想比是有极大的差距的，有限的土地只能让这些百姓和蛮人勉强维持温饱而已。
孔圣人几百年前就留下一句至理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此前他们时常吃不饱肚子，现在有一口饱饭他们便满足了，可是过几年后，他们看着邻居整天大鱼大肉，而自己只有糙米填肚，他们还能保持现在的这种满足吗？不会，他们只会强烈的感觉到不忿、愤怒，为什么同样是大汉百姓，可是他们只有两亩薄田维生，邻居家却有十亩良田？这几乎就等于埋下了祸乱的种子，遇到一点火星就会暴发出来！不是杞人忧天，这是人之常情，我们时常认为得寸进尺、贪得无厌是骂人的话，但实际上这只是人的本性罢使然了！他一直致力于扑灭这个隐患，他开设作坊，让许多百姓走进作坊，不再依靠田地也能养家活口，可是现在的作坊规模都不大，安置不了这么庞大的数字，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更多的土地分给其他人，将人均拥有土地的差距缩小，然而他变不出土地，也不能强行收购富户手中土地租给别人，因为那必然会遭到整个豪强、士族的激烈反对，一旦得罪了整个豪强、士族阶层，那么他的统治也基本走到头了！一直为土地头痛的他解决了西凉集团后，这个问题也迎刃而解了，西凉、关中经过董卓暴政，大量无辜百姓遇难，许多土地成了无主之地，再加上统治者的剥削让土地高度集中到了西凉高层手中，刘璋扫平了西凉集团后便将这些土地全部纳入了自己手中。回到成都后，刘璋便命人动员百姓移居关中，刘璋规定每一个迁居关中的百姓，无论男女老少皆可获得十亩土地，并且免除第一年所有税赋，一年后以二十税一的比例收取税赋。以一户人家四口为例，可分得四十亩土地，以现在的收成，若种粟，亩产约为三石，小麦略少，但也有两石以上，每年收获后还可以种一季南瓜、葫芦、萝卜之类的菜蔬瓜果，每亩也能收获两石左右，如此一来，每亩每年可产粮五石左右。一个四口之家全年可收获粗粮、细粮合计约两百石，也就是两万四千斤，而此时的土地一不用购买化肥，二不用喷洒农药，每年除了购置农具和种子外，付出的仅仅是辛勤劳动而已，成本可说极低，再抛去税赋，可得粮至少两万斤。以每人每天五斤的口粮来算（别看这个数量比士兵还要多，可是百姓用餐和军队不同，他们是小量细粮搭配着大量瓜、葫芦、萝卜之类的粗粮，一斤面粉可以保证一个成年人一整天不饿肚子，一斤南瓜能吗？），全年也不过食用七千多斤粮食，可结余一万两千斤，即一百石。以现在益州的粮价，小麦三百文一石，可得钱三万文，即三十贯钱。当然，结余的不可能全部是细粮，就算一半一半，结余细粮全部卖掉，可得钱十五贯；粗粮还可用来养禽畜，以喂猪为例，可养大两头肥猪……几乎不用多鼓动，便有大量百姓涌向当地县衙登记迁居关中。
这一次的十万人不过是先遣队，后面还有数十万百姓将在今年之内分批迁往关中居住（实际上迁往关中的百姓中也有不少原本就是关中人氏，前几年为逃避董卓暴政而被刘璋收容，如今董卓已灭，他们中大部份人都想回到故乡）。
成都城外，刘璋与新任益州刺史、原牁郡太守诸葛谨、新任益州别驾王累（第三野战军团参谋长由刘晔升任，刘晔原副参谋长一职暂缺）、新任蜀学益州学院院长郑玄、霍峻、雷铜等人告别。至于原益州别驾荀彧乃刘璋左膀右臂，当然要随他一同前往长安，原蜀学院士蔡邕乃是刘璋的岳父，蔡邕夫妇年事已高，膝下仅蔡琰一女，刘璋自然不愿意让他们骨肉分离，因而让蔡邕解下蜀学院士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