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夫人的反应才是正常人应该有的反应。杨建强为了移植骨髓，曾经接受过全身放疗以杀死身体中的全部自体骨髓。因此，杨夫人自己对放疗也并不怎么陌生。但问题在于，以前准备做化疗之前，医生们会详细说明辐射的位置，每次辐射的时间，辐射的总剂量，以及可能出现的后遗症等等。
说白了，这种行为就像是高速公路上塞车的时候有个导航地图，可以看看前面到底塞了多远一样。虽然提示未必准确，而且一定不会对塞车本身又什么帮助。但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且能对前面的拥堵情况有一个大概预估的话，那么不管是开车的司机，又或者是坐在车上百无聊赖的乘客，都会觉得心里舒服了很多。
对于医疗决策来说，充分而且详细的向患者及其家属说明并且解释患者病情，以及治疗手段可能存在的风险，不光是为了满足法律要求这么简单。在进行治疗前，取得患者的同意和患者家属的配合理解，这毫无疑问是对治疗本身有益的。
然而，孙立恩和袁平安却根本没法向杨夫人解释他们选择的治疗手段内容。因为就连他俩都不知道，究竟要为杨建强做多少次放射才能遏制住弓形虫的进一步侵袭。
“是这样的……”袁平安准备用模棱两可的话把这个问题糊弄过去，反正很多内容就算讲了患者家属也听不懂。他们只需要知道这种治疗方案对患者有利，而且也是目前唯一的方案就行了。
“具体要放射到什么地步，我们也不确定。”孙立恩却打断了袁平安的发言，彻底坦白了治疗方案中的不确定性。“他的免疫系统正在逐步复苏，而通过药物调整压制免疫系统的速度太慢。重新活跃起来的免疫系统可能会让他脑子里的水肿迅速扩大，并且出现脓肿。而由于脓肿病因的特殊性，我们也不可能赶在脓肿发生之前，就把那些会引发病症的原因解决掉。”
杨夫人被这一连串的说明搞的有些头晕，她迟疑着问道，“引发病症的原因是什么？”
“弓形虫。”孙立恩和袁平安异口同声答道，袁平安抢先解释道，“患者本人接受过骨髓移植，之后又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这增加了他感染弓形虫的可能……”
“并且，杨建强很有可能一直是弓形虫携带者甚至是隐性感染者。”孙立恩补充道，“而捐赠骨髓的志愿者并没有接触过弓形虫，所以他的骨髓所生产的免疫细胞并不能有效遏制弓形虫的感染，所以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弓形虫广泛感染了杨建强体内的组织和器官。由于没有免疫系统攻击和威胁，弓形虫主要以转移感染为主。并没有生产对抗人体免疫系统的物质，所以并没有广泛的引发炎症反应。”
“但是损伤仍然存在。”袁平安接过了话头，他对于孙立恩的诊断似乎一开始有些惊讶，但随着孙立恩的话，袁平安马上就意识到这可能才是真正的病程。“患者的免疫系统在脑水肿出现后逐渐活跃了起来……”他没提免疫方案调整后，免疫系统抑制水平下降才可能是导致恶化的主要原因——虽然医生们在治疗过程中没有任何故意或者疏漏的地方，但这种事情不说的话，说不定就能免掉一次医闹。“而重新活跃起来的免疫系统被重新抑制，这需要大概十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杨建强可能没有这十几个小时的功夫了。如果我们不能尽快通过伽马刀辐照阻止弓形虫进一步侵害周围组织，广泛出现的脑内脓肿可能会挤压损伤杨建强的大脑。这是会出人命的。”
孙立恩看了一眼袁平安，叹了口气补充道，“但是这个治疗方案，没有过先例。以前从来没有人用伽马刀辐照，对人体内存在的弓形虫进行过辐照灭杀。我们目前能拿来参考的资料，大部分都是三四十年前，用于制造弓形虫疫苗而留下来的试验记录。”
从袁平安的那句“损伤仍然存在”开始，杨夫人就开始了难以遏制的啜泣。等到孙立恩老实交代“从来没有先例”的时候，她终于情绪崩溃似的捂着脸，佝偻下身子痛哭了起来。
谈话在抢救室的小会议室里进行，整个房间里只有孙立恩，袁平安和杨夫人三人而已。杨夫人这一哭，袁平安顿时有些慌了手脚。而孙立恩则一言不发，低下头轻轻叹了口气。
孙立恩很同情面前的这个女人。她不年轻了，状态栏显示她已经三十三岁。本来应该是成家立业，正该为生活压力和孩子功课而头疼的岁数。但那些别人似乎避之不及的生活日常，却成了她眼中的奢望。她和丈夫努力多年仍然没怀上孩子，一次次的失败让她几乎成了惊弓之鸟，每次尝试着床前后，她都会因为哪怕一丁点不适而坐立难安。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几乎让她陷入了绝望的深渊里。
30岁那年，她被确诊为抑郁症。
抑郁症发作的时候，绝望，无助，觉得自己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她几乎随时随地有可能找一个没有什么人的地方，结束掉自己痛苦的生命。实际上，她已经连续尝试了好几次，但每一次的尝试，都会被杨建强敏锐的发现。然后及时制止。
她在杨建强几乎是强制的要求下，开始积极接受药物治疗和心理辅导。而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为了加强看护和转换心情，杨建强卖掉了在上海的房子，带着她来了宁远定居。而自己则放弃了原来收入更加丰厚的职位，选择了工资更低，但是可以soho的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