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芝却不和郭攸之纠结在自己的话是否前后矛盾这个问题上，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反驳他：“郭大人此言大谬，只重才而不重德，那是当年曹孟德的套路。.. 。 当年曹孟德曾发布招贤令，广招天下有才之人，不管对方德行如何只要有才都能得到他的重用。
最后结果如何？现今魏国朝堂上乌烟瘴气的，几致灭国，这难道不是当年曹孟德胡‘乱’招募人才埋下的隐祸吗？
陛下，照微臣看来，一个人的德行远比才能重要，学识才能都是可以慢慢学的，但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一个人的禀‘性’是很难改的。所以，微臣认为，陛下录用人才，应首重德行。”邓芝对这郭攸之说了一轮，又对刘厚拱拱手说一轮。
他这一番话引来不少人的认同，这也是儒家对于人才的基本论调，中国千百年来选拔人才也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标准来选的。起初国家选拔人才的方法是通过“举孝廉”，即地方官推荐辖地中的孝子廉吏。“孝”和“廉”就是一种道德标准。
想当官，就要具备这样的道德水平。但是评判这种道德水平的方法，往往是地方官一言而决，可想而知这样的选拔~出的道德人才有多少水分，从中又可能滋生多少**。
后来的皇朝采用科举的方式选拔人才，这种通过考试的选材形式本来是很先进的，领先于世界上千年，甚至到了后世都还在通过各种考试来选拔人才。可是，问题出在考试的内容上，科举考试考的是四书五经里的内容，四书五经其实就是儒家的道德行为规范。
可想而知，这样选拔~出来的所谓“人才”多数不通时务，他们说话可以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但是让他们干点实事，就只能干瞪眼了。当然，世事无绝对，凡事要以辩证的方法看问题，也不是所有科举考试选出来的官员都是庸才。历朝历代还是出现过很多名臣的，这些名臣毫无疑问绝大多数都是经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
问题是，通过科举这种考儒家道德经典的方法选出来的，也不全是清正廉明的官员。甚至可以说，有很多都是贪官、坏官。这再次证明了，想通过笔试和面试考察一个人的道德水平是行不通的。
刘厚对邓芝的言论还真有点不以为然，人都有‘私’心，去哪里找那么多道德完人。如果一味要求人们做君子，最后一定会制造出很多伪君子。
很多时候，一个人是君子还是伪君子往往很难分辨，因为伪君子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技能，那就是会隐藏自己的真面目。这个曹休就是一个典型，如果不是面临生命的威胁，可能大家都以为他是一位铮铮铁汉，可是真要砍他头时，他马上就‘露’出了真面目。
有句话说得对，不到最后一刻，你往往不知道你自己怎么选择。自己都不能完全了解自己，更何况别人了。
这也就是说，想知道一个人是否忠贞之士其实很难，总不能一个个将他们‘逼’到生死抉择的地步，来试探他们的道德水平吧。
所以，刘厚觉得靠评判一个人的道德水平来选择人才是行不通的。由于道德很难有效地测试，所以以道德为标准选材，很容易选出隐藏在其中的伪君子。更何况，如果这些伪君子有才能那也就罢了，如果是既没才又没德，那就真的杯具了。
当然，也不是说道德不重要，一个人如果连最起码的道德底线也没有，那么他的能力越大，破坏力就越大。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
刘厚对人才的定义是：要有才能，能处理好具体事务，解决实际困难。有基本的道德底线，不要求是道德完人。
至于怎么防止这些道德并不完美的官员做坏事，那就要靠用制度去约束他们的行为，使他们没有做坏事的机会，使他们明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旦做坏事必被捉，必被重惩。刘厚认为这远比选拔所谓的“道德完人”出来做官靠谱得多。
不过这很明显偏向于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相悖，刘厚可不敢现在就提出这种观点。自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就成为社会的正统思想，法家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刘厚如果这个时候提出这种思想，很容易被天下儒生群起而攻之。
这会为他早日统一天下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刘厚只能将这些想法深埋在心头，一切只能等天下太平以后再徐徐图之。到那个时候，自己挟统一天下的威名，自然拥有一言九鼎的威望，想要压服天下读书人就容易多了。
群臣又各抒己见讨论了一会，基本上分成两派，一派支持邓芝，认为不应接受曹休的归降，一派支持郭攸之的意见，认为可以接纳他投降。而步骘却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他说，正因为曹休是曹氏宗室之人，才更要接纳他投降。
曹休将是一柄标杆，又如千金买马骨故事中的马骨。皇帝可以借助这件事，向天下人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只要诚心归降圣天子，无论是什么身份，无论以前做了多少坏事，对大汉造成多大的损失，皇帝都可以既往不咎，不但可以保证一条‘性’命，甚至还可以继续做官。
这样做将大大有利于以后的作战，很多人将会不战而降。特别是魏吴两国中一些皇室成员、曹丕、孙权的心腹等，他们以前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陪同自己的主公一起抵抗到底，直至战死。
因为以他们的身份，就算想投降，他们也担心蜀军不肯接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