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说以范无病现在的人脉关系，要压制那些假冒企业地政府官员们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这么做却有些不妥当。
所谓光棍不挡人财路，这么做固然是比较霸气一些，可是也容易得罪人，毕竟人家是依靠这个来积攒政绩的，你这边儿打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人家那边儿充当保护伞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两相比较，自然是自己的利益最重要了。
不管你有多大的靠山，只要是挡住了别人的上升渠道，就会遭人记恨。
范无病抽空儿跟总部那边儿联系了一下，说明了自己的指导原则，要他们尽快拿出一些有针对性的防伪手段来，并且要结合广告做出快速反应，向广大用户告知此事。
按道理，打假本来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分内之事，企业打假是不得已而为之，属于逼上梁山。企业除了要对付造假之外，还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职能部门周旋。不仅如此，国内企业的产品如果被假冒，最怕媒体曝光，因为一旦曝光很容易导致用户群体的流逝，另外高额的预算也难以保证打假的计划性和延续性，多数国内厂家认为自己暂时还没这个资本。
几乎所有参与打假的企业都认为，国内对制假售假处罚太轻是当前打假工作存在的核心问题。处罚轻不仅使打假失去应有的威慑力，而且会形成全社会对假冒行为地姑息迁就，助长地方保护和部门保护，甚至衍生出造假可以展地方经济的怪论。
范无病等人在讨论过很久之后认为，只有加强对造假分子及其协从的刑事查处力度，才能有效解决国内的制假售假问题。从立法方面说，刑事起诉面临的最大障碍是缺少明确合适地法律规定，来判定制售假冒产品行为是构成犯罪，还是只应受到罚款和没收等行政处罚。
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确立了一个追究制售假冒产品的不法分子刑事责任的全球性标准，即任何达到商业规模的造假案件都应该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国内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在这方面不符合上述标准。
另外，还有几个互相关联的实际操作问题也阻碍着司法机关对造假分子的刑事调查和起诉，其中公安和检察部门缺少必要人力物力、对执法工作人员培训不足、地方保护主义盛行、行政机关和司法部门间缺乏协调和合作。公安机关的介入和调查取证应该在对制售假冒产品地不法行为产生怀疑后就开始，而不应在犯罪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标准之后。
这些具体操作问题，与上述有关起诉标准的法律问题有一定联系。由于有关刑事起诉标准不清楚或太严格，例如法律要求提供证据，证明造假分子曾经销售或制造过价值超过人民币五万元的假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通常拒绝追究造假案件地刑事责任。
以罚代刑地做法也相当普遍。由于经费地紧张和利益地驱使。还由于法律法规地模糊和缺乏精确制约作用。对于一些已经涉嫌犯罪地造假行为。执法部门往往不去认真取证调查。一般采取没收假冒产品、没收非法所得、处以罚款地方式结案。而不是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
因此。造假地犯罪成本很低。所以很多人才乐此不彼。
范无病将事情安排下去之后。没过多长时间。戴维斯就给他打过电话来。让他关注一下国内地一桩关于打假地新闻报道。
范无病翻了翻报纸。果然找到了戴维斯所说地那则打假新闻。一看却是个熟悉地人物。也是那个以专业打假而闻名全国地王海。
年初地时候。王海看到了消费权益保护法地出台。那时他正在函授班学习法律知识。就想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真地有用。所以就抱着试试看地心态在商场买了两个索尼耳机。
然后他拿着这个耳机去找消协。但是没有找到。于是就找到了质检部门。质检说他们不对个人购买地商品进行鉴定。于是他又找到工商。工商说必须要质检部门出具证明。证明耳机是假货。这样来回跑了几趟也没有鉴定成功。于是他又去商场把剩下十个全买了。到工商局去要求工商局协助我退货。
商场主动把货退了，但是没有赔偿款，也不明说自己的商品到底是不是假货，只是把钱给了他了事。
后来他第二次来到北京，才拿到了商场的赔款。当时也赶上了北京颁布并实施了《消费
保护法实施细则》，他想着这下法律规定比较明确又去商场买了一些假冒伪劣产品，这一次效果比较好，最后拿到了总计八千多元的赔款。
再后来，王海就开始了专业打假的历程，这种以获得赔偿为主要目的的打假行为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有人质这是黑吃黑的手段，认为这么做是缺乏法律依据的，但是也有人认为黑吃黑的基础就是有人在制假贩假，因此专业打假虽然是以盈利为目的，却也从客观上限制了制假贩假行为的肆意扩张。
范无病倒是受此启，觉得雇人去打假也不错，省得自己费时费力去关注这些事情，这个也算是代理人制度了，于是就让人去联系王海。
找王海过来倒是没有费什么事儿，此时的他正在替一家生产摩托车后备箱的企业打假，一共端掉了十几个窝点儿，也赚了些钱，但是总觉得报酬还是少了一些，却是没有想到范氏投资集团这样的大公司居然会找上他。
王海一见到范无病，就跟他大谈打假心得，“现在要打击制假商家，必须是工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