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前后的活动总是非常多，政府方面也很忙，范亨在同儿子范无病仔细地商议了一番之后，又找来手下的智囊们进行了深入研究，终于拿出了一套新的机构改革方案，一反之前从合并部委撤人方面出发的老路，而选择了根据市场需求，对行政审批权限做全面的审核，以确定那些行政审批已经不合时宜，需要废除。
在这一番运作之下，范亨提出了自己的机构改革草案，一共列出了需要撤出废止的行政审批项目六百八十多种，并且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来进行说明，只有先解决了这些问题，机构改革才有实际意义。
范亨的这一举动，顿时把整个高层都给震惊了，谁也没有想到范亨居然弄出这么一场大动静来，毕竟这样的举动虽然没有威胁到某一个体成员的利益，却实实在在地让整个政府的权限一下子缩水很多。
最重要的是，这一次的举动，也反映出来范亨的一部分态度来，我范亨虽然以前没有什么背景，但是现在也是实实在在的常委，正国级的领导人，工作可以做，但是黑锅是不肯背的。
你们不是要谈什么机构改革嘛，不是要让我负责嘛，那我就给你们从根子上治一治，看看最后头痛的人到底会是谁？反正我范某人无欲无求，不在乎这种事情的后果。
事实上，每一届新政府，往往都是是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的最佳时机。自一九八三年以来，每隔一个阶段，中央都会对政府部门进行一些调整。简单回顾一下，就不难发现，这是一条艰难而漫长的改革之路。
为什么要实行大部门体制？
可以用数据来说明一下中国的政府部门多到什么程度。
一九八二年改革之前，国务院的部委一度达到一百个。
其后，政府分别进行了多次行政体制改革，每次改革的内容都以精简机构、减少人员为主。
一九八二年一下子精简了三十九个部门，一九九八年再次大规模机构改革，国务院的四十个组成部门，又裁了十一个，仅保留二十九个，绝大多数直接管理工业的部门都撤销了。
这种机构改革的力度不可谓不大，接连不断地对政府机构进行一次次大手术，无疑反映了当时行政体制是极不正常的。
然而，以往改革的落脚点基本上是坚持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现有行政机构设置的弊病。每次改革后，又会出现机构膨胀之风，机构改革已被形容成了数字游戏，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道路。
时至今日，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仍有组成部门二十八个，特设机构一个、直属机构十八个、办事机构四个、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十个、直属事业单位十四个，另外还有一百多个议事协调机构。
单纯从数量上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政府部门设置已显太多。
有民谣比喻政府开会人满为患的景象，“部长坐了一礼堂，局长站了一走廊，处长挤了一广场。”
开内阁会，部长们坐了一屋子，怎么议事，到底该听谁说话啊？
历次改革的不彻底，也反映出国内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包袱的沉重，因为它是由计划体制转型而来，而计划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部门设置多，实行条块管理。
现在的政府机构设置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基础上修修补补而来，在功能上仍然强调指挥、控制，这就必然导致机构设置过细，政府机关管理过于微观、具体，统得过死。
政府机构设置过多过细，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协调困难的情况十分普遍，成为时下政府职能与机构改革配套改革的一大难点。
除此之外，机构过多还带来了一个必然的副产品，就是高行政成本。
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表现，就是公务员数量庞大。
有关调查显示，有近七成的民众认为，中国的公务员数量过多。按照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来看，中国公务员数量大大超出发达国家。
比较而言，大部门体制是现代社会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制度产物，也是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普遍采用的政府体制模式，此次机构改革的思路，依然是遵照循序渐进的原则，首先让一部分部门先动起来。
但是这依然没有改变以往缝缝补补的做法，范亨对此看得很清楚，而范无病看得更清楚，至于说全国的老百姓，其实看得最清楚，不是不好改，而是大家都怕得罪人。
那么范亨的心里面自然就有怨言了，这种事情就让我来顶雷啊？有好事儿的时候怎么不想着我哦？那么既然你们都让我顶雷，我也就认了。我不但要顶雷，还要顶个大雷，索性把这个问题从根子上给你们解决了，看看你们是不是真有这个魄力，敢通过这个议案？
“呵呵，范总终于生气了——”此时依然执掌国务院大权的朱老板看到了范亨关于机构改革的提案之后，立刻就如此说道，不过他的眼神儿里面倒都是笑意，很显然他觉得这不是什么问题。
秘书在一旁倒是没有敢接这话茬儿，因为朱老板嘴里的这个范总，不论是常务范副总理，还是范无病范总，这父子两个都不是好惹的，尤其是同朱老板关系很不错，随便议论他们，很难想象会有什么问题出现。
不过他也非常认同朱老板的看法，在这件事情上面，范总和小范总都有生气的理由。
高层中的权利倾轧也是非常严重的，不过是在外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