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感到有点儿困惑。”范无病对此不是很明了，于是挠了挠头说道，“我觉得福利国家也有其弊端，比如说北欧的一些国家的福利政策，虽然对于穷人有利，但是从某种意义来讲，也可以说是在养懒人，这似乎也是不妥当的。”
从税收的确切来源和它的确切去向来看，福利国家无非就是一种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它好不好要看税是从谁手里征的，又花给了谁。
如果是从较富裕的阶层手里征的，又用到了较贫困的人群，它纠正了过大的贫富差距，这样的福利有可能是好的。但是如果税是从一般群众手里征收的，又用到了一般群众的身，这种福利政策就是多此一举的，因为它并没有改变收入分配，剩下的只有那个不良的副作用。
更坏的是从低收入群众手里征税帮助高收入的人群，它恶化了收入分配，又降低了效率，这种不良的副作用，就是改变了人们努力的方向。
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努力去赚钱，也就是创造财富。而在福利制度中人们努力去钻空子，交钱的时候躲着走，分福利的时候抢在前面。可以说整个社会的奋斗方向被扭曲，从财富创造变到了财富分配，人们的力量用于互相抵消的内耗，不能增加社会的财富。
用纳税人的钱扶贫也有类似的问题，但是扶贫是必要的，产生的副作用可以想办法克服。而对一般人的福利并非必要，对有钱人的福利更是有害的。
“根据多数税务专家的看法，贵国等一些国家的税制是不利于穷人的。或者说，穷人交的税从占收入的比例看比富人多。比如穷人的收入中有25交了税，而富人只交了1。这是因为贵国的税收收入主要与商品的流转有关，也就是和百姓的消费有关。富人的消费占总收入的比例低，储蓄所占的比例高，而穷人则相反，消费占总收入的比例高。所以富人纳的税从占收入的比例而言，比穷人要低。”保罗二世身边儿的一位枢机主教显然是长期负责梵蒂冈的经济事务的，谈起这个事情来头头是道，“个人收入调节税是用来纠正贫富差距的，但是贵国的收入调节税根本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因为富人多数都逃税，事实这部分的税收主要是从工薪阶层征得来的，它起了反调节的作用。要纠正这一税收所造成的扭曲必须从税制想办法，这是另一个大问题。”
范无病点了点头，事实他也知道这位枢机主教所说的确实属于事情，就好比是他的公司一样，由于可以享受各种免税政策，或者通过财务专家，能够合理地通过法律手段进行税务规避，所以每年仅仅从这方面能够节省下来的金钱就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天文数字。
而对于大多数的合资企业或者外资企业而言，所享受的优惠政策以及税收政策基本都是令人眼红的，这也就造成了穷人养活富人的税收政策。
即使税收政策没有扭曲，也还有支出方面的问题，即政府用于福利的钱花给了谁？
如果是花给了一般老百姓，从大家手里拿钱再用给大家，这就像前面所说的是多此一举，而且钱从大家手里兜了一圈回到大家手里是有漏损的，不但有征税和再分配的行政成本，还有贪污腐化的成本。比如说大家交出去一百块钱，拿回来的恐怕连九十块钱都不到，所以这种福利还不如减税更有效。
那位枢机主教继续向范无病解释道，“如果福利开支用于低收入人群，这样的福利是有意义的。但是福利措施的对象一定是最低收入的人群，不是中低收入的人群。有限的钱应该用于谁的身，不用于最低收入的人群而用于中低收入的人群，把最困难的人置于不顾，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当然，如何确认谁是最低收入的人是很困难的。但问题往往不是确认的困难，而是根本的方向性错误。”
范无病听得有些迷糊，但是想了一阵子之后，他就有所感悟了。
这就好比是后来推出的经济适用房制度，虽然在本意是想要帮助生活困难的群众解决住房的问题，但是在事实却并非是帮助了最困难的人群，可以说经适房是帮助已经有了几十万块钱的人，他们显然不是最困难的人。相比之下，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比他们困难得多。但是他们买不起房，所以解决他们住房的政策应该是廉租房，或者更好的办法是给住房补贴，让他们自己寻找最好的花钱组合。
保罗二世最后说道，“利害清楚的情况下，赞成福利国家的是那些收入比较低的人，他们有望从国家的福利政策中获得好处。反对的是那些收入高的人，因为他们的收入有一部分给了别人。如果举手表决的话，低收入的人占多数，所以福利国家的建议往往容易在议会中通过。福利政策能够缓解贫富差距，是对社会安定有益的。高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