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酝酿想成立一个从事海洋贸易的机构，只不过因迟迟没有表露出来，直到孙云化造出了两千料的宝舰，上书朝廷给其配上火炮之时，这才使得条件有了一点成熟，十六、十七世纪海上海盗横行，没有强大的武力和坚固耐用的船舰想要做海洋贸易是相当的困难，在原来的那个历史上，西方列强用大炮军舰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而自己就要以牙还牙，用大炮军舰粉碎他们的海上**，老老实实的用他们的小帆船好了。//
“朕想成立一个贸易使司，专门从事海上贸易，诸位爱卿，你们觉得如何？”这一日大朝过后，朱影龙将内阁几位尚书大学士和军机阁的阁臣都召集到养心殿的南书房，开门见山的道。
内阁首辅韩爌第一个站出来文道：“先前皇上在扬州、通州、天津等地设立了海关专署衙门，现在又设贸易使司，老臣敢问皇上是不是要全面开洋禁？”
“老大人的意思是洋禁不应该废除吗？”朱影龙有些不高兴问道。
“沿海洋禁已经施行了两百多年了，一直以来是我大明的既定国策，如果贸然全面开禁，老臣担心倭寇之患会重新燃起，会引起沿海之地会永无宁日。”韩爌斟酌了一下道，倭寇之患才刚过去多少年，为保沿海安宁，至少他认为洋禁是必须的。
禁阻私人出洋从事海外贸易的政策。亦称“洋禁”。始于明初，在明一代虽时张时弛，但直至明末，未曾撤销。
明太祖朱元璋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在对外贸易上，除为“怀柔远人”。允许部分国家或部族通过“朝贡”的方式进行贸易外，其他私人海外贸易一律禁止。洪武年间屡申“通番禁令”，规定“滨海居民不许与外洋番人贸易”，颁布“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等严刑峻法。又在山东至广东的沿海地区修筑海防工事，建立严密的“巡检”制度。成祖以后，明廷仍屡申“严私通番国之禁”。但远不如洪武年间严厉，禁令地范围也逐渐缩小。永乐年间对朝贡贸易的违禁事件，成化年间对官吏私通番国的贸易事件，都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正德、嘉靖年间。西方殖民主义者渐次到东方寻找殖民地。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殖民者以晾晒水渍货物为由，强借澳门。他们盘踞澳门，不服“抽分”，贩卖奴隶，危害明朝主权，并转向福建、浙江沿海从事违法的贸易活动。当时从事海上贸易者获利甚巨，故官僚地主多与商人相勾结，凭恃权势和厚资，串通官府。逃避禁令，招诱破产贫民出海。或违禁“私造双桅大下海”，有的则“私充牙行，居积番货。以为窝主”。有的舶主更“名为商贩，时出剽劫”，既是走私商，又是海盗。有些豪门世家、奸商舶主。利欲熏心，不仅与葡萄牙殖民者进行非法贸易，而且勾结倭寇在东南沿海一带掳掠杀害中国人民。构成了有明一代的“倭寇之患”。嘉靖元年。给事中夏言认为倭寇起于市舶（即贡舶）。建议罢市舶，厉行海禁。朝廷接受建议。封锁沿海各港口，销毁出海船只.禁止下海捕鱼捞虾.断绝海上交通。凡违禁者，必依法处以极刑。
明廷严厉的海禁政策，并不能阻遏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相反，参加对外贸易地人越来越多，朝廷无法禁绝。同时，正德、嘉靖年间海禁政策与洪武年间有所不同，洪武年间尚进行有限制的贡舶贸易，而正德、嘉靖年间所有的对外贸易都被禁止。这实际是闭关主义的表现形式，它阻碍了中国与邻近国家的商品交流和国内工商业的发展，故广东和福建的地方官员主张开放海禁。隆庆初，旧日的海禁政策已经不可能维持下去，而东南沿海的倭患又已大体平息，朝廷在舆论影响下，才批准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的建议，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以征收商税，增加财政收入。
开放洋禁，即等于明政府允许私人海外贸易地合法存在，这使参加海外贸易的中小商人大大增加。他们凑集资金，建造海船，装载土产，径往东、西洋，与海外诸国贸易。朝
税也因此不断增长。漳州府在万历三年征收税银六十二年则征收银约三万两，增加五倍。海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地繁荣，为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海禁的开放也是有限制的，弛禁初期颁发“引票”五十张，万历中增至八十张，东、西洋各四十张。出海贸易者，均须经海防同知批准，领取“引票”，到指定地区贸易，并在规定地期限回港。对前往贸易的国家和地区也有一定限制，日本即在禁止通商之列。另外，对出口货物的品种也有所限制。这类规定依然严重地束缚着海外贸易地正常发展。
可以说朱影龙先前下令组建地几个海关专属衙门就是海防衙门地前身，他们所司领的职权就是发放所谓地“引票”，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名称而已，而且当时实施部分洋禁的地区都在东南沿海，不在朝廷的管辖之内，朱影龙下旨开放几个通商口岸，满朝文武还是可以接受的，现在要全面开禁，那可不是一件小事了，甚至关系到自己切身的利益，比如他们自己虽然碍于朝廷法规不能营商，但他们可以利用亲戚朋友海上走私获得高额利润，朝廷一旦开洋禁，必将严厉大打击海上走私，而且会让更多人参与海上贸易，到时候他们这些人的利润空间就会大大的缩水，朝廷洋禁其实禁的只是普通百姓，对有权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