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走的时候我们很痛苦很难过，但是很快我们就觉着自己的心舒展了很多，”梁副院长说，“二十多年，面对自己有病的儿子，时刻都在挂念着他，担心着他，时刻都在盼望着这个世界上会有奇迹发生。但是这么久了，奇迹没有出现，我儿子永远被禁锢在自己的家中，让他爷爷奶奶照看，他没有没有伙伴，没有社交，甚至连记忆都可能没有，他只能傻傻地生活在自己痛苦的世界中，一天到晚，缠绕他的只有疾病，痛苦的疾病。他是我的儿子，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他的痛苦紧紧地牵动着我的每一根神经，让我每次回到家中看到他都会感觉到自己的心在滴血，但是每一天我都在想着要看到他，因为看不到他的时候我的心更疼。
“我们一家人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我儿子的身上，我们用尽了全力在各大医院奔波，为他寻找最好的治疗，刚开始一直是他爷爷和奶奶在跑。后来他们两个人老了，跑不动了，然后就轮到了我和老公奔波，我们四口人二十多年的奔波没有换来我儿子病情一丝的改善，反而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痛苦越来越多了。
“最先撑不住的是我的公公，在我儿子过二十岁生日的时候，他走了，从五十多岁到七十多岁，把这期间所有的精力都投入给了我儿子，而自己却最终撑不下去了。他临走的时候我和老公都在他身边，他很艰难地拉着我儿子的手对我们说：‘我要走了，可是我没有用，我没能照顾好自己的孙子啊！你们一定要照顾好他，一定要把他治好啊！’
“公公说完就走了，让我吃惊的是，我那痴呆的儿子居然也跟着我们一起哭了，他哭得非常伤心，我老公就拉着他让他给我公公跪下，没想到那一次我儿子非常听话。公公走后，我儿子的病情也恶化了，多种病症交织在了一起：心脏病、白血病、肠胃等等的，该有的病都有了，当他再也撑不下去的时候，他就走了。
“儿子走了，我们家三个人的心都舒展开了，我是个医生，我深深地了解疾病对人体造成的痛苦有多深，我深深地体会得到我儿子饱受的每一丝痛苦，有时候我想替代他承担这份痛苦，但是我知道那仅仅是假想；儿子走了，我感觉到我解脱了，我也感觉得到他也解脱了，我只能祈求儿子在下面没有疾病，没有痛苦，下一辈子转生的话做一个健康的人；儿子走了，我们一家人都解脱了，但是我们的家却变的空空荡荡，更加死气沉沉了。她奶奶时常惦记着自己的孙子，很多时候她半夜跑出了屋子，当我和老公追出去的时候，她只会很着急地说：‘我孙子没在屋里了，你们知道他去哪里了吗？你们赶紧去找啊！’
“慢慢地我婆婆就变得痴呆了，除了吃喝，其他的她基本上都不能自理了，就在去年年初，她也走了，她走的时候拉着我老公的手，喃喃地说：‘我要走了，我要去找他们了，我想我的孙子，我想孙子啊！你们为什么不再给我生个孙子啊？’
“婆婆说完就走了……”讲到这里，梁副院长已经成泪人了。
看着哭成泪人的梁副院长，司徒惠玲内心各种情感纠集在一起，她怎么也想不到，这个救助过不知道多少病人，高高在上，让人仰视的院长，也有如此感情脆弱的一面。
“梁院长你也不要太难过了，我想你儿子和你家公家婆在天之灵也会保佑你生一个健康宝宝的。”司徒惠玲站起来，她想走过去抱着梁副院长，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走动，只好站在那里说到。
“我没事的，”梁副院长擦干了眼泪，慢慢地静了下来，“在医院里，当我看到很多女人怀了畸形胎儿的时候，我就很悲痛，我从一个妇科医生熬到了一个部门的主任，又慢慢地熬到了副院长。在我的部门里，我对自己手下的医生要求很严格，我要她们对每一个来看病的人都要做宣传，都要宣传婚前检查和产检，我想让所有人都意识到这方面的重要性。有的医生偷工减料，我发现之后就会骂他们，也有很多来看病的人说我想钱想业绩想疯了，连六十多岁的老太婆都不放过，也要对她们进行宣传。可是我不是这样想的，我不是为了钱，我只是不想让咱们中国出生太多的畸形婴儿，我只是想这个世界上所有新生的婴儿都是健健康康的。
“很多人不理解我，背地里说我坏话，我也不在乎，我只想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有时候我老公也劝我何必跟那么多下属过不去，但是我也不听，不管如何，我都会一如既往地严格下去，我不想再给自己留下遗憾，我也不想我身边的人会给他们自己留下什么遗憾，我只是想着每个医生都能够尽自己的职责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的。这种感觉也只有像我这种深受其害的人才能体会得到，有时候看到一些医生敷衍了事，我很心疼，我也为这事处分了不少人，我真的没有办法容忍他们这些人，医学界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因为这关乎的是每个人的生命和健康。
“所有人都说我冷，说我不近人情，这也是事实，当我儿子出生的时候，我内心的那道笑门已经关闭了，工作的时候没有机会笑，回到家里的时候面对着我的儿子，除了忧愁，还能有什么呢？我只能偷偷地把泪水撒在墙角，我也想跟所有人一起开怀畅笑，但是我怎么也笑不出来。”
司徒惠玲和唐文诗静静地听着梁副院长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