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不能总住在驿馆吧。”范致虚晓得杨志在秦州有空余的宅子，没有丝毫为难地回答；杨志笑笑，晓得老家伙真的是对朝政有些灰心了。后面杨志就很注意，专门挑些闲聊的话题说，吃完饭，杨志单独给范致虚安排了一个府邸，暗地里吩咐下面的人尽量满足范致虚的要求。
范致也虚就是想找一个理由留在秦州，不是他不想为国出力，而是现在大宋的形势太逼人，范致虚心有余而力不足。定北军算是偏居西北了，但是没有了这个大敌，康王赵构和景王赵杞也不好相处，手下人已经开始各自戒备，据说在朝堂上时有交锋，所以一听说有人推荐自己去应天府，范致虚就躲来了秦州。
范致虚留在秦州，对于那些核心的地方都不关心，只是时常在置抚司和州衙看资料，过上两天给润州上一道奏章，说些秦州的情况；以至于杨志在秦州的大部分措施，润州都一清二楚。虽然杨志和范致虚都上书说了现在秦州的困难，筹备物资打仗太过艰难，还有青唐那些部落要安抚，就算杨志能变出钱，但变不出粮食这些打仗的物资。
不过要定北军和西夏死磕下去，是润州上上下下的一致看法，不管每一方的目的是什么，结果一样；何况大部分人都明白，问题出在京畿路，如果没有张浚等人的阻扰，否则杨志可以花钱买足够的粮食到秦州，只是事关康王，没人明说。
唐重在给范致虚的信里，提醒范致虚让杨志自己想办法，这种突破思维的事，杨志绝对比他们这些读书人在行；范致虚带着唐重的书信到了置抚司，杨志和叶梦得等一批正在讨论秦州明年的规划。
秦州的人口在陇右不算多的，问题是河州、熙州虽然人口众多，但是以蕃人为主，与作乱的环州一样，当地豪族都不是汉族；所以宋仁宗时，大宋只能选择秦州为疆域口岸，在秦州设立生意业务市场，年支银四万两，绸绢一万五千匹，向少数民族购置良马八千匹。熙宁七年，宋神宗决定在秦州、成都缔造性地正式设立茶马司，与吐蕃西夏举行茶马生意业务，同样是因为这个缘故。
秦州那时候商旅云集，除了马匹和茶叶的重头戏，麝喷鼻、水银、牛黄、珍珠自西而来，丝绸、茶叶、金器、银器、漆器从大宋流向西域，渭河之南大洛门、小洛门多产良木，源源不断送往河南。熙宁年间，秦凤路还在秦州专设了铁钱监，三年开采铁矿石十四万斤，相关工户到达五万户，十二万多人。
杨志的目的自然是回复秦州旧日的辉煌，现在杨志在军事上保证了可行性，西夏军退缩到五原郡，让定北军可以向南控制陇南，向西控制陇西；如果杨志不想收复宥州等地，下一步就是与西夏争夺河西，彻底控制河西走廊。从战略上来说，哪怕定北军只是获取一个河西走廊的南端，茶马司的交易也会变得毫无阻碍。
范致虚拦住了要通报的蔡庆，让手下和蔡庆一起在门外等候，自己一个人走进了会议室；杨志等人见怪不怪，杨沂中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范致虚。范致虚坐下的时候，正听见杨志回绝了权邦彦铸造夹锡钱的建议，杨志声音坚定地说：“铁钱监要恢复，但是铸钱要谨慎，要么不铸，要么就是纯正的铜钱，铁钱、夹锡钱，提都不用提。诸位都饱读史书，历史上中原曾经以贝壳为钱，贝壳可是无钱之本，为什么那时候人不自己去找贝壳来当钱使用呢？
依我看，两个原因，一个是到海边获取贝壳的成本太高，另一个就是交易双方心里都有一杆秤，不是什么人都能以贝壳交易的。如果我们的钱币与其他地方不同，铜钱和铁钱就变成了一种商品，会直接冲击我们需要的粮食等物资。”
崇宁二年，为防备辽、夏两国大量收购大宋的铁制钱币，执政的宰相蔡京决定在铁钱中加入锡，铸造的一种合金货币，因铜的成色低﹐大批的人仿制，百姓分不清真假常常拒用。陕西就是使用夹锡钱的主要区域，童贯主政的时期还受过巴蜀交子的影响，杨志可不想在这上面白费功夫，一旦引起通货膨胀，到时候不仅关中不保，还会连累太原的经济。
曾谓点头说：“杨帅说得在理，开国时期，大宋在两川地区发布限铜令，允许百姓继续使用先前的铁钱来消费；后来变成铜钱、铁钱并用，铜钱一跃成为两川的畅销商品，在市场上被抢购一空，蜀地的一匹布就高达两万铁钱，大量商人从周边地区运送大量铜钱去两川贩卖，就连转运副使聂詠、转运判官范祥都以高价把俸禄所得铜钱兑换给百姓谋取暴利，这样的事确实不能再来。”
杨志赞同说：“君子爱财有道，范祥等人的行为可以理解，因为最关键的就是沈纶无限制造铁钱的错误。那是饮鸠止渴，看上去是一条捷径，其实就是一条不归路，总有民力衰竭的一天。我还是对粮食、工具这些商品看着舒服一点。”
从历史的角度看，大宋之所以没有直接走上资本主义，就是生产力不够，无法支撑起一个独立的商业体系；杨志不是这方面的行家，没打算去做点什么超前的举动，只是考虑解决眼前的问题，出现一个解决一个。陕西是一片贫瘠之地，看上去似乎无法解决粮食供给，不过这是从纯粹的五谷来说，历史上党项、吐蕃各族能在河西等地盘踞数百年，靠的就是牛羊养殖。
好在自从肥皂和香皂出来，杨志对于一般的商人只允许用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