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天，乔晨一早被叫到了外面。这次看守带领他们去地区法院擦玻璃。法院是一排旧式平房，进入长长的走廊，看到排列着一溜儿房门，有七八个，门框上方，分别写着民事庭、刑事庭之类的方牌子。看守敲门进入一间办公室，不一会儿，里面出来一位中年男人，手里拿着一沓旧报纸，指着走廊外墙一排木头窗扇说：“把它们擦净，擦完了，再来找我。”说完，把报纸放在窗台上。犯人们把旧报纸揉成团儿，挨个擦那些旧玻璃上的污渍。擦玻璃是女人的营生，大男人们擦它显得不伦不类，但当了犯人，就没有了选择，分配什么活儿干什么活，无条件地全盘接受。失去自由的人，也意味着失去了选择和拒绝的权力。
乔晨用纸在玻璃上蹭来蹭去，干得实在憋屈，但一想到牢里的小孟他们，坐在黑屋子里度日如年，又感到幸运了。干了两个小时，十几扇窗户总算擦完了。几个犯人让乔晨去问。乔晨敲门进去，见那位干部正接待一位要求离婚的年轻女人，那女人阴沉着脸，流着泪，好像对丈夫无限地失望。干部让女人先坐一会儿，跟随乔晨出来，顺着走廊看了一遍，然后又打开两个房间，让他们擦拭房间里门窗。乔晨一边皱起眉头干活，一边想那离婚的女人，觉着女人和男人都各怀鬼胎，阴差阳错住在一起，名义上是夫妻，实际上都是为了消磨年龄混日子。
擦完这两个办公室，他们歇上一会儿，乔晨又去找那个干部。里面已经换了另一个女人，乔晨奇怪，现今社会离婚的人怎么这么多？那个干部转头对乔晨说：活儿干完了，你们在外面等看守回来。乔晨推门出来，把干部的意思转达了一下，他们几个坐在走廊的长椅子上开始聊天。
不到半个小时，看守回来，把他们又领回监狱里。在牢房的大门前，看守突然叫住乔晨说：“你就别进去了，你的拘留期今天到了。你回去吧，明天来办公室办一个手续。”
乔晨心里一阵喜悦。他向看守道一声谢，晕晕乎乎向外面走。回车站的路上，他觉着自己从未这样轻松自在过，这感觉来自劫难后的自由。他先去车间，常生茂知道乔晨这两天出狱，早早躲到沿线检查工作去了。乔晨向吴长有报到，吴长有先问一下他在监狱里的情况，然后安慰他几句，让他回工区上班。
从车间回工区的路上，乔晨碰到李冲，李冲向他打一声招呼，乔晨却鬼使神差地问李冲，“这几天的信号设备没事吧？”因为他被拘留的那天，正在当班，他的思维还停留在班上设备不出问题。李冲朝他轻蔑一笑，说道：“没事儿。”
乔晨走后，李冲望着他的后影骂道：“神经病，你自身难保，还考虑设备，吃饱了撑的。”
当一个正直人以良心做事的时候，往往被别人认为不正常，并冠以“神经病”，多么可笑。一个人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行事，才能被别人认为是正常的，去依势欺人？迎合别人？自私自利？或人云亦云？
乔晨回到工区，整个车站的人都去看他，他成了车站的新闻焦点，与柳杨一样，被别人关注着，被别人消遣着。
当天傍晚，乔晨按照小孟说的地址，找到他家里。一进家门，乔晨就感觉到他家的简陋贫寒，简陋到快要一无所有，贫寒到令人乏味，这种乏味使人有些卑劣，好象是在受到某种报应。这样的生存环境是热血男人所不能忍受的，必须设法改变的，这也许就是小孟犯罪的原因。他们全家住在一间大屋子里，四十平米，卧室、厨房、客厅混合在一起，小孟的母亲正忙着做饭，他的小妹在地中央洗涮衣服，地下摆着两个水盆，湿衣服吧嗒吧嗒往下滴水。小孟的父亲在一边接待乔晨，乔晨坐在小凳上，把小孟的情况细说了一遍，他的父母默默听着，气氛异常沉闷，没有任何疑问，连乔晨都阴郁的心中难受。乔晨说完，赶忙向他们告辞，小孟的母亲要留乔晨吃饭，乔晨说已经吃过了，快步走回车站。
儿女犯罪，父母蒙羞。
乔晨觉着自己也染上了人生的污点，愧对自己的亲友。
第二天上午，乔晨坐上了回家的客车。外面的风沙吹打着车窗，也打在乔晨的心上，以后该怎么办？他心里一片茫然，眼前的事情，像刀一样亮晃晃地对准他，车间里的那些人，像仇敌似地把他逼进了死胡同，闯都闯不出来。他瘫坐在座位上，突然想起柳杨，想起那个官僚势力的受害者，自己的处境与他何等相似。周围都是利益的争夺者，端着刺刀，肆意屠杀，张着血淋淋的大手，像鬼一样狂笑，在这样人间的地狱里，他简直要疯了。
坐在对面的俩位中年妇女，惊异地看着这个脸色铁青，目光呆滞的男子，她们交换一下眼色，起身离开了座位，不知下车还是转移。乔晨似乎意识到这一点，望着空座位苦笑一下，然后用双手扣住后脑勺，靠在厢壁上养神。他不能再想了，也不敢再想，再想下去，他也许就要崩溃了。他觉着全身疲惫不堪，极其需要麻木，极其需要休息，于是他闭上眼睛，强迫自己睡一会儿。
车快到站时，他才懵懵懂懂醒来，头脑虽然晕沉，但心里却轻松了一些。他随着人流出站，挤在满满当当的旅客中，在出站口，女检票员们穷神恶煞似地、把坐过站的农民们像提小鸡一样往补票室里逮。农民们一个个可怜巴巴地解释着，叫喊着，补票室门口乱糟糟地响成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