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叮叮当当往前行，穿山越岭，把人们一个个送到该去的地方，就好像运送一车砖头。这儿卸几块，那儿卸几块。冷风从车门的缝隙处穿袭进来，如一层薄冰，往人身上粘贴，凉得乔晨肢体颤，他跺一跺腿脚，不得已又返回到座位上。吴亚芬和那胖子谈兴正浓，对他视而不见，乔晨坐在旁边，犹如一个电灯泡，抢眼而被迫，默默地听他们说话。
他们似乎没把乔晨放在眼里，言谈中带有一些放肆，乔晨也不在意，他们和自己有什么关系？萍水相逢，下车后各走各的路，以后又是陌生人。
“哎呀，车快到站了。”胖子伸出右胳膊，瞧一眼腕上的精致手表，暗自炫耀道：“我得给家打一个电话。”说完，从皮兜里掏出一款手提电话，在键盘上按几个数字，电话里“嘟嘟”响起。没人接听，他挂断电话，把话机递向吴亚芬，斜瞅着她，暧昧地问：“你不给家里打一个？”
“我看家里有人接我没有？”她接过电话，按了几下号码，电话接通，有人应答。她通完话，把它还给胖子，笑着说：“你还真可以，弄了一个手提电话玩玩，多少钱买的？”
“一万多元。”
吴亚芬羡慕道：“混得不错呀。”
胖子嘿嘿一笑，有些得意地说：“凑乎吧。”
列车经过岔区，摇摇晃晃进入站内，站台上灯光明亮，乔晨终于松了一口气。列车在站台边停下，旅客们都起身收拾东西，乔晨对吴亚芬说：“我送你出站。”
“好吧。”她淡淡一笑，答道。
胖子瞧了乔晨一眼。三人随着人流下车，走到出站口，乔晨向检票员点一下头，检票员放他们过去。
“我走啦。”吴亚芬丢下这句话，马上消失在黑压压的人群之中。
乔晨从另一个门口返回站台，向值班室走去。他心里甭提多窝囊，为人家忙活了半天，最终连一个“谢”字都落不到，这不是替瞎毛驴剜草？也许人家也认为自己心怀不轨，真是犯贱。他怪怨胡兆宇没事揽事，也怪自己呆板实在，多管闲事。
乔晨闷闷不乐走进信号楼，到值班室接班，与马久平交接完毕，他倒一杯开水，掏出饭盒，坐在椅子上开始吃饭。吃上几口，感觉味同嚼蜡，便把饭盒盖住，到外屋去看电视。电视里多是广告，美女们拿着产品闪来闪去，搔弄姿，吸引观众的眼球。这世界是美女的天下，电影里，广播里，小说里，凡是有人的地方，美女都是主角。乔晨不禁又想起吴亚芬，感觉很不爽快。
广告没完没了，越看越无聊，他索性关掉电视，准备上楼回宿舍睡觉，路过二工区值班室时，听见里面传出一阵吵嚷声，心里奇怪，便推门进去。屋里坐着好几个电务人员，正在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细听，原来他们在评论李志生要房剁手的事情。人们对李志生褒贬不一，看法明显分成两派，赞成剁手的一派说：李志生是被逼到那个份儿上的，为能分到住房剁掉手指也值得。反对剁手的一派说﹕他这样做太荒唐，自己既受罪，又打乱了分房的秩序。
乔晨站在一旁听。两派中属柳杨和张明胜的观点最鲜明，俩人也喊得最凶。
柳杨问：“电务段分房还有秩序？”
张明胜戗他：“年年按工龄打分排队，怎么没有秩序？”
“领导干部都有房住，他们哪一个是靠工龄住上的？”
“领导们有加分。”
柳杨愤愤不平地喊：“这不还是优先？一个加分顶工人好几年的工龄。”
张明胜不满地说：“领导有领导的难处，当领导可比工人累，分房方面就应该照顾领导。”
“屁话，那你说工人就不累了？”
“工人最起码不用操心。””
“那领导还不用干活呢。”
“干活那都是小事，一个段，一个车间这么多人，这么大一摊子？工资得保证，安全得保证，福利还得保证，领导什么不考虑？”
“保证啥也是以工人干活为基础，没有工人干活，他们哪来那么多事情管？”
张明胜被柳杨说急了，突然甩出一句话：“这叫‘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各司其职。”
柳扬一听这话就有气，怒冲冲地说道：“什么屁话！劳心者就应该享受？劳力者就应该受苦？劳力者受了苦，好处还得劳心者先得，天下还有这种理？”
张明胜嘴上也不让人，用手指住柳扬，挖苦说：“你也别抬杠，谁让你当工人了，有本事你也当领导去！”
这句话把柳杨说哑了。这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根本，做人的差别，就这么实实在在存在着，谁也改变不了。
大家都为这种差别争斗，捞取自己的利益，就看分配权在谁手里，就看谁会算计，就看谁的手伸得快，就看谁抓到的东西多。
这两种差别代表着两种势力，上层势力要往上扯，下层势力要往下拽，都在为本阶级的利益极尽全力，就像磁铁的两极，利益是极性，两个阶层相互排斥着。
张明胜是有远大理想的，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在工长的位置上长久待下去。当工人所受的挤压，他是一清二楚的，几年的工作经历早已告诉他，有权就有一切，没权就要挨打受欺。他早已给自己定好一个目标，要在几年之内做一番事业，让自己飞黄腾达。他不能像身边的这些人，每天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吃喝玩乐，不图上进，为扣几十块钱怨气连天，为分一套房子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