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茵拿起给高晴的本子，同时说：“岳清辉吓唬你呢——就是抄的一个例句，岳清辉说太难，其实我也看不懂，所以连翻译都抄上了，不过没有社会主义啊，可话说回来，社会主义怎么说你还不知道啊？”
“我没说啊，那不是曲徵他瞎搭话吗？”
看他们聊得起劲，我得空起身去了卫生间，待回到座位，高晴依然戳在那里，不过是冲着谢远馨，一副笑模样说：“你听谁说的，这是，纳粹的名称里头怎么会和社会主义扯上？而且还有少先队和青年团？这太不可能了，要那样儿，我们中国不是照搬的希特勒了，可别瞎说了吧。”谢远馨立刻不自信起来，似乎仍想坚持之际，瞿雅珣指指此时空着的韩靥座位，“她以前说的，我们也就是一听——要不是记错了，远馨？”
“啊，她说我们照搬希特勒了？”高晴也看向我左边的空座。瞿雅珣的说法让我们都笑起来——“人没那么说啊，这不刚才你说的吗？”
“可她就是好像老是爱说些挺离谱的话的，我反正…”王秀茵耸了一下肩膀，不以为然道。几乎从不加入群聊的李咏琪罕见地说：“那有什么离谱的，我确实听说过啊，比如说那时候的德国小学生戴领巾，当然咱们中国不是学他了，说那是什么教的传统，东欧好多国家都有，所以列宁才会想起来用，中国学的是列宁，而且我一个大学学政治的亲戚，有次落在我家的一个书上就这么写来着，我爸后来说那本书反动，还叫我那亲戚赶紧拿走了，可我觉得没什么，要不大学能让他看？”
高晴一阵发呆，同时看了看王秀茵，对方只低着头看下节要上的泛读课本。在一串预备铃声中，李咏琪一旁的孟昭成伸着懒腰，略有些含混不清的口声说：“嗨，你们较这个真儿干嘛，什么纳粹和…咱老百姓听话就成了，反正都是宣传，精神侵占，懂吗？这以后肯定更厉害，宗教不也都是，像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咱们国叫天主教，天天给大字儿不认识一个的老百姓讲耶稣多神圣，都一样。这永远改不了的。”
在周围响起“哟，孟昭成，你居然也能讲这么深奥的道理呐”的戏谑中，我觉得他的结论太武断。中世纪野蛮的欧洲能有文艺复兴，就是因为接触了外界，中国毕竟还坚持改革开放。
那时，虽然作为一个18岁的少年，还根本感触不出自己也全部经历的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此处略去14字）的历史意义，却也懵懂地相信中国人的思想会继续开放和活跃下去。当然这个乐观的认识，很快就被现实（此处略去4字）。我所看到的，似乎是中国人能复制几乎所有的世界名牌产品，无论将其品味降低至何种不堪的境地，例如中国自主品牌的汽车制造、白沟皮包、甚至是各类国防武器等等。也能感受到（此处略去42字）。这种上行下效的国风，正在一步步地将中国引向什么未来，则是我所无法预知的了，正如我在近30年前想象如今一样。
而且当不舍昼夜的逝者如斯奔流到现今时，我能够麻木地听着一种声音理所当然般响彻大地而毫无痛痒，不走思维和神经。比起我们上大学时还有些想法的年代，我些许懂得，这是当今的年轻人、以及其实所有年龄段的中国人，都进入幸福得不需要为此动用脑细胞的伟大时代了。
这方面最典型的现象，可能就是所有中国的综合媒体，无论官民，头条报道是那么整齐划一这个特点了，绝对没有在日本，可能将一对夫妻虐待亲生女儿的事件，在几乎全部主流媒体上，都放在最显著位置予以报道的“怪异、做作”情形。我所在的“众窗”，当然不能脱离虽不成文但威严无比的规定而傲然独立。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时，竟然是我入职过了半年左右的2017年春夏之交时节，而且还是拜他人告知。
那天是五一节前，拜中国政府“贴心”的规定所赐，连着第六天上班的末尾一天。比较早地做完了第8条新闻，距离一个班次平均每天完成12条的任务已经不远后，我看时间没到大家一般结伴去吃午饭的12点钟，便一个人去了食堂。打好饭菜找地方刚刚落座，对面有只手忽然在我面前晃了晃——
“人家这么看你都注意不到啊，我就这么不起眼？”袁昊纤忽闪着大眼睛盯着我说。
“哦，你呀，不是啊，都怪今儿食堂饭菜邪性，一般没这么好，我光想着赶紧坐稳了大吃一顿了，而且你想，咱们永远背对背的坐不是，突然一变，我还没反应过来。”我乐呵呵地说罢，喝了口汤，刚夹起块红烧肉准备再说句话吃的时候，旁边坐的小伙子碰到我胳膊，肉块啪地仿佛跳着进了汤碗。在对方毫无察觉中，袁昊纤大笑起来道：“看您急的，都怪你左撇子，不过看您吃这菜我都要流哈喇子了，对了，您别介意啊，我对你们北京这里称呼的‘您’老是不习惯。”
我摆摆手，看看她的菜盘里，只有少到一勺似乎就可以吃掉的米饭，菜是清炒菜花和蒜茸冬瓜，连汤都没有。
“你早来了？”
“没有啊，我也刚坐下。虽说没你们组要求的严，也不能11点半不到就来，一堆眼睛盯着呢，这个众窗，最不缺的就是背后嚼舌头的。”
“哟，那我…嗨，不管了，反正已经这么吃上了，可你干嘛吃这么点儿？我这筷子还没碰——”我重新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到她盘子里，笑道：“减肥不能靠少吃，没力气减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