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巾起义后，汉王朝权威渐渐崩溃，州郡割据之势于斯而兴。自黄巾起义到隋唐重新统一，中国整整400年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乱史。魏晋南北朝许多制度与秦汉相较，只能用巨变来形容。巨变的许多萌芽在东汉末年，探究其中官职演变、尤其是军职演变的过程，应能见微知着。
一、军职制度第一次严密化、制度化
统辖军队的将军在两汉一般不常置，掌征伐背叛，非常尊贵，权臣常以大将军、骠骑、车骑、卫将军、前后左右将军等重号将军辅政。东汉中前期，度辽以及其它杂号将军皆秩二千石，与郡太守地位相等[1]，除度辽外，其它杂号将军一般事罢即撤。将军既贵重，后来许多文职官僚也常常加重号将军，不统辖军队，只是作为殊荣而加赠。
将军地位尊贵，与将军号少且不常置有关，但更主要是跟秦汉以来社会具有浓厚尚武精神有关。许多农民起义军的首领也常因此自称将军，如黄巾的天公、地公、人公将军。东汉末，各割据势力无将军之号则不显其重，其中，朝廷封赠将军比私署贵重，其它军职也如此。
战乱长期延续，将军等军职设置也趋泛滥及等级严密完善，原本职位、品阶合一的将军号也渐渐职阶分离，到南北朝，武散阶制度开始建立，直到隋唐宋，将军号渐不见重，宋朝甚至有八品武官称将军者。而到明清，武散阶制度名存实亡，将军号又才见重。
汉代以“若干石”构成十七、八级的禄秩等级，中郎将、校尉、骑都尉、郡都尉禄秩均为比二千石，禄秩相当[2]。随军队规模逐渐扩大，以及军旅常设，原来的军职明显不足，因此，杂号将军、中郎将、校尉、都尉逐渐增多，而军事指挥体制上的需要也将各种军职按照一定等级排列起来，这些趋势由地方开始，最终在建安年间由曹操通过汉王朝中央政府集其大成，并系统化、制度化。
黄巾起义始，几位汉朝将领都以中郎将、持节之职带兵镇压起义军，象曹操以骑都尉之职归左中郎将统辖，再如董卓与关东军战，部下也是以中郎将指挥校尉。这些都说明中郎将地位已经渐渐升高，位在校尉、都尉之上。
初期，增设的军职主要是杂号中郎将、校尉、都尉，杂号将军还是很少，因为许多割据势力首领自身也才是杂号将军，例如孙权长期都是以讨虏将军割据江东，赤壁战后，刘备方表权行车骑将军；而曹操在建安前也长期为杂号将军。到了建安后期，杂号将军增多，两汉比较久远的杂号将军，如四征、伏波、度辽等，地位也比后设的尊贵，例如夏侯惇曾以伏波将军都督二十六军，夏侯渊以征西将军坐镇关中、汉中。而征镇安平等将军号，随着曹魏都督制的建立，地位也逐渐升高，而原本尊贵的前后左右将军地位则逐渐下降，不过这已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总之，直到东汉结束，将军号虽然开始增多，但是将军职位还是为时人所重，不单重号将军，杂号将军的地位也依然很高。
校尉、都尉等军职也是如此，不少人是以校尉、都尉领郡太守职。其中，各校尉、都尉也不可一概而论。五校的地位比后来增设的杂号校尉要高。黄巾起义前，除了边郡，因州郡兵撤销，作为主捕盗贼的郡都尉也被撤销。黄巾起义后，州郡兵兴，加军职不足，都尉之职便重新设置，并主要作为军职使用，跟以往的职能稍稍有异。其中，中央武官骑都尉比杂号都尉地位要高，而少数专门设为牧守的都尉，位在太守与县令之间，属于文职，与武职的杂号都尉不同[3]。
细究曹魏将领的升迁纪录（见附录），可以发现在魏国建立之前，军队的军职已经有一套等级相对严密的升迁制度。曹魏的军职制度与汉朝的禄秩等级制度以及选举制度在陈群等人揉合下，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九品中正制”（广义，含官职九品制）。
秦汉“职秩合一”制度的基础上诞生的曹魏军职制度包含了等级严密、覆盖全面的特点以及职阶分离的萌芽，在魏晋南北朝长期战乱中得到强化，最终成为唐宋的“阶职分立制”官僚制度的动力之一，其历史作用不应低估。
二、汉末曹魏军职制度的特点及探微
建安年间，曹魏（以下均指建安年间的曹操军队）的军职升迁制度如下：
伍长—什长—都伯—百人将—牙门将、骑督、部曲督等—别部司马（军司马）—都尉（骑都尉）—校尉（但五校几乎成清贵武职，偏文）—中郎将（五官、左、右、虎贲中郎将类同五校）—裨将军—偏将军—杂号将军（裨将军、偏将军应该就是杂号将军之末，但与其它两字将军地位有别）—四征、四镇、前后左右将军—卫将军—骠骑、车骑将军—大将军
初步探究其特点以及与东汉中前期、蜀汉、东吴军职制度的关系，得出如下结论：
1、曹魏军职升迁制度从最低级到最高级，等级严密而覆盖全面，非常适应军队发展、军功授予的各种需要（例如军职的升迁，不一定完全按照其中的等级按部就班，军功大可能跃迁），从而大大提升了曹魏军队的战斗力。同时因为曹魏军职制度的完善和可操作性（文职这点远不如军职），从魏晋开始，将军、校尉等军职也就逐渐渐虚衔化，从而成为散阶制度的岚觞。
2、曹魏军职地位相对东汉中前期有了全面提高，例如，许多人曾经以都尉、校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