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所编文公竹林精舍语录，亦以后来言之，则中宗不可立，以当时言之，中宗又未有可废之罪，天下人心皆瞩望中宗，高宗别无子，不立中宗，又恐失天下之望。是时承干亦有子，但人心不属，若卒然妄举，失人心，做不行。又事多最难处，今生数百年后，只据史传所载，不见得当时事情，亦难断定。须是身在当时，亲见那时事情如何。若人心不在中宗，方可别立宗室；若人心在中宗，只得立中宗。
文中子说：权义举而皇极立。说得亦未尽。权固义精者然后用得不差，然经亦无义不得。盖合当用经时须用经，当用权时须用权，度此得宜便是义，便是二者都不可无义。如秦王世民杀太子建成，是不当用权而用权者也。王魏不死于建成而事太宗，是当守经而不守经者也。自魏晋而下，皆于国统未绝，而欺人孤寡，托为受褝，皆是当用经而不用经，不当用权而用权者也。又如季札终于固让而不肯立，卒自乱其宗国，是于守经中见义不精者也。张柬之等五王反正，中宗诛诸武而留一武三思，卒自罹祸之惨，是于用权中见义不精者也。）
义利
义与利相对而实相反。才出乎义，便入乎利，其间相去甚微，学者当精察之。自文义而言，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欲是所欲得者。就其中推广之，才是天理所宜底，即不是人情所欲；才是人情所欲底，即不合于天理之所宜。天理所宜者，即是当然而然，无所为而然也。人情所欲者，只是不当然而然，有所为而然也。天理所宜是公，人情所欲是私。如货财、名位、爵禄等，此特利之粗者。如计较强弱多寡便是利，如取己之便宜亦是利，如求名觊效，如狥己自私，如狥人情而为之，如有外慕底心，皆是利。然货财名位爵禄等，亦未可便做利，只当把一件事看，但此上易陷于利耳。
古人取民，惟以井田什一之赋。此是取以为天下国家经常之用，不可缺者。其余山林川泽，悉与民共之，无一毫私取以为己有。盖圣人出来君天下，姑以应天下之望，不以天下为己利。所以凡事皆公天下之大义而为之，分天下之地为万国，与有德有功者共之。王畿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庶人受田百亩。孟子谓“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最说得圣人心上大义出。天下是至大底物，一不义一不辜是至微底事，不肯以其所至微而易其所至大，可见此心纯是义，无一点利底意思。后世以天下为己私，己是利了，及做一切事都是利。毁封建公天下之而为郡县，欲总天下之权归于己，不能井天下之田以授民。民自买田为生，官司又取他牙税。及秋夏取税，名色至多，至茶盐酒酤，民生公共急切之用，尽括为己有。凡此等大节目处，都是自利之私，无一点义。其诡谲自私细微曲折处，更不待说。
在学者论之，如货财亦是人家为生之道，似不可阙，但当营而营，当取而取，便是义。若出于诡计左道，不当营而营，不当取而取，便是利。有一般人己自足用，又过用心于营殖，固是利。又有一般人生长富足，不复营殖，若不为利，然吝啬之意笃，计较之心重，合当切用，一毫不拔，此尤利之甚者。如名位爵禄，得之以道，非出于私意计较，是当得而得，便是义。若得之不以道，出于私意计较，是不当得而得，如鬻爵鬻举，左道图荐，章苞苴、营差遣等类，皆是利。如万钟不辨礼义，乃为宫室、妻妾、所识穷乏而受之，便是利。原思为宰，义当受常禄之粟九百，他却以为多而辞之，便是利，不是义。子华为师使于齐，义不当请粟，而冉子为之请，便是利。周公以叔父之亲处三公，享天下之富，是义之所当享。季氏以鲁卿而富于周公，乃过于封殖，便是利。
有所为而为，如有所慕而为善，有所畏而不为恶，皆是利。如为获而耕，为畬而灾，便是利。于耕而望获，利；于灾而望畬，亦是利。易曰：不耕获，不灾畬。是无所为于前，无所觊于后，此方是义。如“哭死而哀，非为生也；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此皆是当然而然，便是义。如为生而哀，为干禄而不回，为正行而必信，便是利。如赤子入井，是所当救而恻隐自生于中，便是义。若为内交要誉，恶其声而然，便是利。
计较之私，如以天下俭其亲，便是利。齐王见牛不忍，固是仁心之发，然以小易大，便是利。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是计较无益之费，便是利。孔子爱其礼不爱其羊，便是义。梁惠王移民移粟，计较民之多寡，是利。颜子犯而不校。若计较曲直胜负，亦是利。或论文而曰“我工尔拙”，lùn_gōng而曰“我高尔低”，论德而曰“我优尔劣”，皆是利。
取己便宜，小处如共食而自拣其美，如共处而自择其安，共市物而争取其尤，都是利。大处如舍义取生，固人之所欲，然义所当死，只得守义而死，岂可以己不便而生顾恋之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