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神明，从来都是高深莫测，唯有天启神谕，间或幽冥闪现。黄河偶见马龙背图，始有《易经》流传兴盛，洛水罕遇神龟负书，才有《洪范》显赫名声。所以，《周易系辞》中便有了“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说法。但是，历时久远之后，由于前因后果的记录不详，导致离奇怪诞的传闻频仍，其中亦真亦假，落得取舍难辨。
“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六经，虽然名声遐迩，但与之相伴的纬书，也日渐繁多起来。像弘扬六经的《孝经》《论语》，本身理清义明，反而解说《孝经》《论文》的《钩》《谶》变得隐晦难解。如果经书必须要用纬书来诠释效验，那么现在的纬书之所以被视为虚假不实，主要依据可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者，经书与纬书的关系，本应如同织布机上的经线和纬线，两者材质和规格必须相辅相成，才能编织成为实用的布帛。而今的经书理直言顺，但纬书却诡谲神秘，两者在制式规格上的背离已超千里之外，岂不离奇；
二者，经书本是弘扬古圣先哲箴言宝训的神彩异能，而纬书只是传达天启神谕瑞祥的灵光图符。所以经书本应博大精辟，而纬书适宜微妙简约。但是，眼下的纬书反而比经书还要繁多芜杂，岂不怪哉；
三者，何为“符谶”？就是天命的昭示罢了。然而，流传的八十一部谶纬之书，却都说是孔子的作品，而又说唐尧时有龙马衔出“赤文绿地”的河图，而周文王见到“赤雀喙衔”的洛书，岂不荒谬；
四者，商周之前，昭示天启神谕的图像符号确实频繁出现过。因此，春秋晚期，各类经书才能够相继规整完备。但是，现在的谶纬之书，动辄便说成熟于经书之前，亦如织布先纬后经，岂不大错特错也。
上面罗列现行纬书的悖理不实之后，关于如何区别真假纬书及其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也。其实，经书足以垂范千古，何须纬书滥竽充数矣。
天启神谕的图像或符号，原本仅是天地人之间互动，昭告世道运行的瑞祥或凶兆，根本不是为了宣贯经书的需要。所以，河洛不再出图符，孔夫子仰面叹息不已。如果河图洛书可以伪造，圣人又何必唉声叹气呢？往昔周康王把“河图”陈列在东厢房内，由此可见帝王一直把符谶当做宝贝历代相传，而孔夫子所做的只是整理记录罢了。然而，方技术士，鬼言巧变，牵强阴阳，附会凶吉，恰似鸟鸣如同人言，又像虫叶貌若文字，这其中凡为此添枝加叶的谶纬书籍，无一例外都假托孔老夫子亲为。鸿儒追讨这种伪托造假的风气，源头起自西汉哀帝、平帝期间。由此之后，皇宫内府不再笃信祖传符谶，蛊惑于旁门左道的五颜六色。东汉光武之际，此等风气大行其道，追崇学习者接踵摩肩。刘辅（光武帝第二子封沛王死谥献）善研谶纬，竟然大言不惭创作《五经论》，而曹褒（生卒不详、字叔通、东汉时期鲁国薛人）奉旨撰文《汉礼》，堂而皇之引用纬谶立言。所谓离经叛道者，莫过如此。所以，桓谭(公元前23？-公元56年前后字君山沛国相人)愤起痛斥虚伪不实，尹敏（字幼季南阳堵阳人东汉初期儒家古文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颦眉讽嘲浮夸自欺，张衡（公元78-139年字平子南阳西鄂人）怒目揭批乖张狂谬，荀悦(公元148-209字仲豫颍川颍阴人）著述指责诡谲偏颇。四位贤达，学识广博，经学深邃，故而评价论证，堪称细致入微。
追溯伏羲、神农、黄帝、少昊时代的传说，确实有过山河变迁与音律好恶的互动故事。而到周武王年代，像白鱼赤乌的符谶，再如黄银紫玉的祥瑞，凡记载内容不仅稀奇古怪、文辞繁多，根本问题还在于大部分都是空洞虚词。所以，类似这样一些符谶或谶纬之书，对于注重事实内容的经书，实际用途显然不大，反而对于书写一般文章的人们，可能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正因为如此，当年张衡上奏汉顺帝，为了防范谶纬之学的毒害，曾主张斩草除根，给予彻底清剿。但是，荀悦就不主张完全否定和彻底焚毁谶纬之学，他惋惜这里面保存着真实的历史资料。所以说，前人配合经书而出现的纬书（或说谶纬之学），并不是一无是处。因此，还是很有必要独立一章出来，给予详细说明。
总而言之：灿烂的黄河，温润的洛水啊！孕育出来图符谶纬，像取用不尽的宝藏，昭告道德文章的灵光。历经两汉蹂躏，灵宝异色，视听混淆。诡谲卖乖不是正道啊，可惜了里面明珠暗投、文采飘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