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观闪电始知雷鸣将至，而征战出师需要振奋人心的号召。常理有什么样闪电，便伴随什么样雷鸣；人间有什么样出师号令，便会有什么样士气威风。所谓出师有名，旨在于气势上首先压倒对手，这是天下战争由来已久的取胜法宝啊。
远古时代，有虞氏全民皆兵，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夏后氏军纪严明，部队内部意志统一。殷商出征时，只在军门外宣誓，而姬周征战，改为阵前誓言。由此可见，五帝三王时期，凡用兵打仗进行鼓动号召，都还是自己内部的事情，并没有针对外方敌手。到了周穆王筹划如何征战西部犬戎时，手下卿士祭公谋父建议说，古代有先礼后兵的谋略，就是罗列清楚敌人罪状，并告知对方，然后再行征讨。像这种告知对方罪状的挑战书，就是最早的檄文。到了东周春秋时期，诸侯之间无视王朝权威，开始频繁争战，但又惧怕彼此掣肘，所以热衷师出有名。于是乎，檄文四处泛滥，一方面竭力暴露别人昏庸腐朽，另一方面为自己的耀武扬威而极力粉饰诡辩。例如《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周景王（姬贵公元前-520年周灵王第二子继位25年）的卿士刘献公说过“告之以文辞，董之以武师。”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齐桓公征战楚国之前，管仲提出了楚国没有按时给王朝进贡茅草的理由；晋厉公讨伐秦国之际，吕相事先责备秦国曾经焚烧晋国的箕和郜。像这两家挑起诸侯征伐的文书通告，就是现在檄文的作用和意义。进入战国时代，便产生了通俗易懂的“檄文”的体裁、体例或说格式规范。
何为檄呢？“檄”的本意源自“皦”字，即洁白、明亮；也就是大白天下，昭然若揭。例如张仪的《为文檄告楚相》，据说写在一尺二寸长的简牍上，并且公开示众。因为这种样式，这时的檄文又称为“露布”，其目的就是为了扩大影响罢了。所以说，凡用兵打仗，虽然是解决纷争或安定天下，但也不能独断专行和恣意妄为啊。依此道理，即便天子御驾亲征，也会被称作“恭行天罚”（执行上天惩罚的意愿）。而诸侯出兵，则宣称“肃将王诛”（替天王铲除叛逆）。古代将军出征，天子不仅把王城之外的军事指挥权杖专门转移给将军，而且还要亲自把军车送到城外。另外，所谓宣扬出师有名，也不仅是追求同仇敌忾的勇猛顽强，并且还要制造气势上的耀武扬威。所以，要求檄文在措辞上，务必铿锵严厉，必须像狂风暴雨一样凶悍威猛，还要有彗星行空一般的符谶征兆，并且一边为了激发军民奋勇杀敌的昂扬斗志，另一边还要揭露敌人自取灭亡的恶贯满盈。于是檄文指向，凡罗列罪孽至深，必然无不昭示敌人气数已尽；凡来势之汹汹，必定足以令敌人胆战心惊。唯有如此这般，才能更加提升我方必胜信心，也才有可能让敌方百尺战车，挫败于尺寸檄文；让其万仞城头，攻破于一纸文书。
东汉初年，隗嚣的《移檄告郡国》一文，列举王莽“逆天、逆地、逆人”三大罪状，行文简洁干练，语义详实浅显，足以说明陇西文士已经完全掌握了檄文的要点精髓。东汉之未，陈琳撰写《为袁绍檄豫州》，不但言辞铿锵有力，而且猛戳敌人软肋脑门；不仅骂曹操系宦官养子，而且抖出掘墓挖金的丑陋不齿，尽管入木三分，却是过于刻薄。即便如此直白尖刻的檄文，确实痛创了曹操的威信自尊，或因情势所迫而事实确凿，陈琳虽属袁绍党羽，竟然幸免存身。另外，三国时曹魏的钟会，所撰写出征蜀国的《移蜀将吏士民檄》一文，举例顺逆利害，更是咄咄逼人，而且浅显易懂。其后，东晋桓温的《檄胡文》，痛心国裂易俗，其讨伐北方的铿锵声音，确实理明而且语壮。像这些作品都是文辞壮丽的檄文典范啊。
书写檄文的宗旨，就是要大张旗鼓地宣扬我方的正大光明，同时变本加厉地揭露对方的罪孽深重。通过列举天时地利人和的得失、强弱和优劣，谋求的最终效果、结论和目的，就是要像已经占卜验证了吉凶，又要如同天命符谶昭示着我方必胜而敌方必败一模一样。所以檄文内容，虽说原本应该深明大义，但也不排斥兵不厌诈，所以经常就是耀武扬威之中暗藏着诡诈狡辩，更要擅长使用闪烁其词来自圆其说。像这样一些要点，反而是这一文体不能违背的信条。至于檄文在形式方面的要求，就是要将其内容的宗旨和要点，根植于志气昂扬的辞藻之中，语气态度上务必表现出来坚决、果断、刚毅和顽强，如同给予勇往直前的骏马再插上迅疾腾飞的翅膀；在这中间最为避讳的是拖泥带水，哪怕表现出来点滴露怯示缓的迹象，都不仅是属于败笔，而是已经全盘皆输，甚至死无葬身之地。所以檄文的形式特色，就是为了公开示众，就是要清楚明白而禁忌含糊其辞，既要摆事实又要强词夺理，既要盛气凌人还要斩钉截铁。像这样一些特点，就是与檄文内容相辅相成的紧要之处啊。由此可见，通过婉转隐喻来展示妙趣横生的写作方法方式，不适用于檄文体例。但是，有一种州郡征召官吏的文书，也冠名“檄”，只不过取用这种文体包含着“公开、通明、告示”的意思罢了。
何为移呢？移者易也；就是引领变化，由此至彼。所谓移风易俗，就是通过指令或时令来引领方向，随之民心民风依从成俗。譬如西汉早期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阐述天险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