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文献中，凡标注“诸子”的作品文籍，一般都是以往盖棺定论的著名圣贤大德者，用以阐述个人见识和抒发独自情怀的字词文句。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鲁国大夫叔孙豹（公元前-537年姬姓叔孙氏名豹谥号穆史称叔孙穆子或叔孙穆叔）说过一句话：“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普通百姓民众，惯常群居杂处，日间俗务纷扰，朝夕身心劳顿，一般难言功德扬名。所谓君子，读书师学，处身立世，时常痛心疾首者，莫过于功德名誉，难以昭彰显著；其中，唯有睿智聪慧，才华出众者，著书立说，扬名千载，如日月光辉普照天地。像古时候黄帝的大臣风后、力牧以及商汤的大臣伊尹等人，皆是如此。
上古时代，能够冠名诸子的名家文言著述，起初都是一些传说风闻而已。到了战国年代，才陆续将他们编辑入册，并开始广泛永久传播。据说当初楚国的先人鬻熊已经悟道明哲，周文王曾经向他拜师求教，这段佳话后来记载于《鬻子》一书中。《鬻子》应是最早把“子”写入书本标题的文集。春秋时，周王朝的官吏李伯阳（姓李名耳谥聃故称老聃）熟悉古代礼仪，孔子曾经专门登门拜访。所以冠名《老子》的一书，旨在诠释道德理念，历来位居诸子百家之首。其实，由历史故事来看。鬻熊只应算是周文王的朋友，而李耳只能属于孔子的老师。他们彼此之间，作为同时代的圣贤名人，都有各自著述的作品。他们的作品，或称为“经”，或称为“子”，其实质性地位和性质并不完全等同。
到了战国时代，当七国争雄激战正酣，各式各样英雄豪杰蜂拥而出。孟轲秉承儒家风范，宣扬克己复礼；庄周仰仗道风仙骨，号召自由翱翔；墨翟坚守节俭兼爱，实践摩顶放踵；尹文（公元前约360-280年齐国人）思辨名实相副，热衷无为自治；野老（六国时齐楚隐士著有农书）专注天时地利，擅长经济农耕；邹衍奢谈阴阳五行，谋求惊世骇俗；申不害以及商鞅，推行刑法理政；鬼谷子鼓动喉舌，喜谈纵横捭阖；尸佼善于博采众长，探寻时空宇宙；青史子（传说晋国史官董狐后裔）稗官风俗，记载街谈巷议。继此往后，或师承，或依附以上类别门派的文集杂书，真的数不胜数啊。而他们中的名人大家都能够仰仗一技之长，不仅高官厚禄，并且炫耀一时。
秦国一统天下后，秦始皇强暴专横，虽然焚书殆尽，但“诸子”文集，却很少波及。汉朝立国后，汉成帝（刘骜公元前51年-前7年西汉第12位皇帝）特别关注古书遗存，曾经诏令刘向校勘，而由刘歆继承父业，终成《七略》7卷。《七略》可谓九流荟萃，其中冠名“诸子”者，已达180余家。步入魏晋以来，类似诸子一样的精辟言论，虽然间或出现，但其中夹杂太多迂阔不实的东西，甚至纷繁芜杂，而且琐碎不堪。若将他们汇集一起，充箱被轸，车不胜载。
纵观秦朝之后的诸子篇籍，尽管数量很多，但总结他们的主题内容，都是一再阐述道德礼仪，甚至都离不开国家民众的治理话题。若对他们进行归类，均可以隶属《五经》的枝蔓罢了。所以，其中内容雅正者必定合乎经书法度，而杂乱无章者必定离经叛道。例如现在《礼记》中的《月令》一篇，明显取法《吕氏春秋》的“纪”；而《礼记》中《三年问》一篇，意旨荀子《礼论》。这一些都是合乎经书法度者。再如《庄子内篇逍遥游》中“汤之问棘”已存在“鲲鹏展翅九万里”，而《列子汤问》里“汤之问革”则见“蚊睫有雷霆之声”；在《庄子杂篇阳则》中出现了“蜗牛两角争斗死尸万计”的无限夸张，而《列子汤问》里便有“愚公移山”“龙伯跨海”的极度奇谈；另外，还有《淮南子天文训》中，更有共工与颛顼争斗，共工头创不周山，使天倾地陷的诡异说法。这一些都属于离经叛道的杂乱无章了。所以说，人们为什么有的把诸子百家视为荒诞不经之说，确实有原因和理由吧。
毋庸讳言，在商代阐明“易理”的《归藏经》中，也讲述了许多神奇古怪的故事，像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等。既然古典经书尚且如此，按说不应该求全责备于诸子。但是，像《商君书勒令》中的“六虱”说以及《韩非子》的《五蠹》，显然都是公开唾弃孝悌仁义的道德价值了。所以说，仰观商君车裂而死，俯察韩非吞药而亡，也不是没有一定原因的啊。再者，像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孤犊未曾有母”等，他自以为智巧善辩，其实质上并不合乎常理。所以，公子牟说他目光局限，更不是随便妄议吧。
另据《汉书宣元六王传》记载，汉成帝时，东平王曾经向朝廷借阅“诸子”和《史记》，却遭到了拒绝。分析其中原因，根本在于《史记》中确实存在太多的兵法权谋，而“诸子”里则夹杂更多诡辩狡诈之术。所以说，博学多闻的人们，当研究诸子百家时，应该抓住其主旨纲要，不单是欣赏里面优美典雅的花朵果实，还要自觉摒弃中间奸邪恶嗅的色彩气味。唯有具备这样一种区别对待的严谨、清醒和自觉，才能成就圣贤学者的达观、格物和致知。
在诸子百家之中，像《孟子》《荀子》的言论，贵在义理中正而文辞典雅；《管子》《晏子》的篇籍，精在事实明确而语言简练；《列子》文书，志气轩昂而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