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王国家天下的史书，以“记传”来书写人物，以“编年”来陈述事端。其中文笔切忌泛泛而谈，究其内容必须真实确凿。但是，如果随时间距离愈发遥远，其事实真相必定愈发模糊不清；如果涉及事件愈发繁多，其头尾路径必定愈发容易杂乱纷争。譬如一个历史事件，其中数人分工不同，如果记录每个人时都将事件背景交代清楚，必定出现重复累赘；如果局限于某个人一处陈述，又必定有失周全。像这样一种整体与局部或局部与局部之间的矛盾，如何才能做到恰到好处，既是史书如何处理的难点和关键吧。东汉张衡曾经指出，在《史记》《汉书》中都存在不少差错过失，而晋代的傅玄也曾批评《东观汉记》中存在累赘烦琐的不足，其实都是上述关键问题没有处理好造成的。
在史书古籍之中，为什么存在“年代越久、伪学越多”的问题呢？像《公羊传·隐公元年》中就说过：“传闻异辞。”（传闻的东西往往各异其辞。）同样，在《荀子·非相》中则说：“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关键信息，传闻越久越简单，越近越详细。）据此，亦不难断定：史书若能够成为信史，其关键就在于宁缺毋滥。然而，世俗习惯追波逐流，而人性时常喜新厌旧，尤其一旦出现了稀奇古怪的东西，世人通常趋之若鹜，没有多少人会去三思而后行。因此，凡传闻广泛的事情，必定流传越久越广越稀奇古怪；凡记录遥远的东西，必定记录越细越多越莫名其妙。于是，随着时间延长，所谓造假伪书，就是因为人们一般热衷推陈出新，尤其渴望标新立异，所以经常剔除以往史书中公认的事实，反而专门将其间颇多争议问题，给予穿凿附会，并且夸大其词。究其目的，不过就是追求和满足于别的书本没有，而唯我独尊罢了。如此心态和讹传，以至于以讹传讹，最终各种各样谬误以至于泛滥成灾的著书立说的不良风气，不仅是文艺大厦的蛀虫蠹瘤，更是文化事业的奸雄公敌。
毋庸讳言，即便就是实时记录或同时记载的文史典籍，为何也会出现虚假不实的问题呢？只需举例说明，即刻昭然若揭吧。在《公羊传·定公元年》中，针对孔夫子修订《春秋》时涉及到同时代健在的君主，便存在“定、哀多微辞。”（大致本意：对鲁定公和鲁哀公的过错不明说啊。）的缺陷；这既是所谓“背景环境的局限性”，也是在任何时候，针对一些人情世故或说环境利害，所必须要有的理解和尊重啊。然而，关于现实生活中，针对一些尚且权势声望俱在的人物或事件，在如何把握记录尺度上，其实如同民情世俗常态一样：一是习惯嫌贫乐福，热衷攀龙附凤，对于世族大家子弟，即便就是庸才废物一个，也要极力点睛抹彩；二是习惯轻蔑穷困潦倒的人们，热心唾弃失败落魄的人才，即便德艺双馨而且人格品质异常纯洁高尚者，都依然难逃被嘲弄、被奚落甚至被谩骂、被侮辱的人间遭遇。亘古至今，阴阳互怼，季节冷暖；品德优劣，人性善变。这一切原本就是自认而然，应属于见怪不怪的社会现象吧。所以，实时记录、同步记载之所以存在敷衍趋势，甚至还有明显歪曲事实的问题，与其说是无法逾越的鸿沟，毋宁讲一开始便带上了有色眼镜吧。
由上可见，凡记载与事实，时间越久必定虚假不实越多，而时间越近也并非越发真实，反而同样存在歪曲和谬误的问题。据实而论，在书写史书中，真正做到了义理中正、剖析周全的应是左丘明，而真正做到尊贤避讳、微言大义的才是孔夫子。因此，杜预在《春秋左氏传序》中，才会有“仲尼素王，丘明素臣。”的赞誉。史传体例，崇尚的是瑕不掩瑜，坚守的是惩恶扬善，而良史之才，贵在中正典雅而且嫉恶如仇。如同农民稼穑，任何时候见到莠草必定铲除殆尽。唯有如此，才是千秋万代始终不会改变的规则准绳。至于如何才能做到繁简适当的方法，再者如何掌握区别真假虚实的要领，还有如何很快理清千头万绪的技巧，以及如何找准辨别是非对错的依据等，像诸多此类的问题，只要真正明确了史传的大纲提要，都会迎刃而解。
纵横比对可知：为一个时代著述立传的史家使命，如同观瞻临摹肖像，一旦传播四面八方或流传万代千秋后，其究竟属于似是而非还是惟妙惟肖，则完全任由他人各抒己见，并且一定是互有短长。但是，纵观秉文弄章之功勋，横看舞文弄墨之作为，都不会像著述史传一样，尽管殚精竭虑而功高盖世，但却难免顾此失彼，更无法十全十美。所以司马迁和班固，虽然已经属于精通史学的天才大家，但是他们的作品，依然难免遭遇后人的批评谴责。因此，载史立传，如果不谨小慎微，反而任性胡作非为，无论是作品还是作家的身家性命，都必定危机四伏啊。
总而言之：载入史册起轩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