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争霸转入战国称雄之时，天下道德沦丧加剧，人间急功近利愈浓。凡夸赞性的铭文，尘嚣其上，而讽谏性的箴言，销声匿迹。西汉杨子云（姓杨名雄字子云西汉末年文学家）稽古袭文，模仿《虞人之箴》，创作了《冀州箴》《司空箴》《宗正卿箴》等二十五篇隶属表明官吏责任的箴文。东汉时期，崔骃、崔瑗父子和胡广（公元91-172年字伯始南郡华容人东汉重臣学者）等补充完成了一部《百官箴》，就是按照官位职责，提出了他们应该进谏劝诫的内容事项；论形式格调，如同悬镜整冠，其实仰慕古人，继承辛甲风范。
时至东汉末年，潘勖的《符节箴》，简明扼要，却失于肤浅。到了东晋，温峤（公元288-329年字泰真或太真太原祁县人）的《侍臣箴》，尽管内容广博，却过于繁杂；而西晋王济（生卒年不详字武子太原晋阳人晋文帝司马昭之婿）的《国子箴》，虽然旁征博引，但实质内容寡淡；至于潘尼（公元约250-311年字正叔荥阳中牟人西晋文学家）的《乘舆箴》，其义理伟大，而文体芜杂。所有后续相继的这一些作品，很少写得恰到好处。甚至像王朗（约公元-228年本名王严字景兴东海郯人汉末至曹魏重臣经学家）的《杂箴》，竟然把头巾、鞋子都写了进去，即便这里面确实存在警戒谨慎的意义，但于“箴”文中出现，也是很不恰当啊；再者，《杂箴》尽管简明扼要，明显意欲效仿“武王践阼”，但其所阐述的“水火井灶”器物，尤为平庸粗俗，这明显偏离了箴文宗旨。
据实而论，“箴”本应适合朗读进谏，而“铭”用于刻在器物上提醒。其二者名称虽然不一样，但达到劝诫警惕的目的，本来就完全一致。箴文，因主要用于杜绝防范过失的发生，所以字词文句，必须要明确果断；而铭文，正因为兼有褒贬思辨的深层哲理，所以斟词酌句，不但要高瞻远瞩，更需要温馨动人。因此，无论铭文还是箴言，其二者举例明义，都必须经得起推敲琢磨，而其行文寓意，除了简明扼要之外，更要起到刻骨铭心的效果。这才是铭和箴在写作中根本紧要之处啊。然而，伴随世风日下，像古人有的放矢的言论风范，早就迷途亡返；而在庸常器物上刻记铭文的制度习惯，业已沉沦消亡。所以，像铭、箴两种文体，将来不可能再恩惠子孙后代了！尽管如此，凡秉文弄章的君子们啊，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他们高瞻远瞩的价值意义吧。
总而言之，铭是器物表面的文字，箴像通向德行的道轨。执着铭文箴言的警示劝诫啊，莫要把刻字成文，变成了东施效颦的滑稽模样。若问铭箴创作的真谛，义理精深终恢弘，言简意赅最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