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到了仲夏。六月的北京骄阳似火，若不是连续几天的降雨，我敢断定北京早已进入蒸笼状态。即便如此，那些外地来京打工的穷人们为了躲避炎炎夏日，都跑到超市和各个博物馆去避暑。晚上，夜市大排档也是市民们避暑消遣的好去处。
我已经有将近一个月没有找到工作了，但仍每天往返于后海和各个啤酒夜市。在夜市一对一为客人唱歌总感觉自己是个要饭的，反过来那些食客也把我当成了要饭的。有时客人赏得多，我会点头哈腰地向人家致谢，有时客人听完歌不给钱拿眼斜我，我也只好忍着。其实这段时间我口袋里还有几个钱，我沿街卖艺也不完全是为了钱，主要是为了寻找机会，万一遇到个伯乐呢？在夜市唱歌是机械的，一首老歌《驿动的心》我每天要唱十几遍，一边唱脑子一边想心事儿。有个别食客要求我唱一首新歌，只要适合吉他弹唱的歌曲，我尽量满足食客的需求。不熟悉的歌曲，我的大脑就不敢开小差儿了，得全力以赴。有位客人让我弹唱一首《常回家看看》，我对食客心存不满，想回家看看您就回吧？跑到这儿喝哪门子酒？吉他弹唱最犯愁的就是这些曲调舒缓的民族抒情歌曲，幸亏他只让我弹唱《常回家看看》，用滚拍弹法还能将就下去，他要是给我点一首《白毛女》或者《智取威虎山》中的一个片段，我的饭碗非让他砸了不可。《常回家看看》演唱完毕，尽谷嘶故呛芎浪地给了我一张百元大钞，我对客人点头，作揖，哈腰忙得不亦乐乎。
一阵大风刮起，暴雨即将来袭。我赶忙把吉他装进吉他包里，给音箱套上防雨布罩，自己也穿上早已预备好的雨衣。刚刚武装完毕。一场瓢泼大雨倾泻而下。食客们狼狈鼠窜，有的连账都没结就跑了。摊位老板追了西头顾不上东头，截住东头又堵不住西头，只能龇牙咧嘴地自认倒霉。
我躲到过街天桥下面避雨，尽管穿着雨衣，鞋和裤腿儿全都湿透了。雨衣帽被大风刮掉，我的脑袋被淋成了落汤鸡。
一辆出粗车打此经过，司机伸出头问我打不打车，我摇头。我身边十几米以外就是公交站点，现在是晚上九点多钟，公交车一辆接着一辆从我身边驶过。有公交，谁还打的？我打的一般都是晚上十二点以后才打，因为那个时间段已经没有公交车了。夜班车不到我居住的那个小区。
回到住处，已经晚上十点多了。雨早就停了。暴风雨来得快去的也快。楼下两个老太太为了一句闲话吵得不可开交。我仰头看我租住房屋的阳台，和我合租房的小伙子正伸着脖子往下看，两个老太太吵架有什么好看的？唉，今天晚上又睡不成好觉了。就小伙子这一伸脖至少几十只蚊子飞进去了。我租住的房子没有空调，电风扇那点凉风不足以让蚊子冷得蛰伏。
我进屋不想责备小伙子，我经常被人无休止地责备，知道被别人数落是什么滋味。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听别人数落，就不要去数落别人。
“夏哥，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小伙子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
我一边脱雨衣一边对小伙子说：“今天晚上你肯定睡不好觉。”
“为什么？”小伙子一脸茫然。
我诡秘地冲他笑了笑，进厨房给自己煮了一杯姜汤水。淋雨后姜汤水是必喝的，这是最基本的常识。脱掉鞋袜，我开始刷牙，洗脸，洗脚。一切完毕，喝姜汤水。
之后，我回到自己的卧室，把门关住，在屋子里喷了好多花露水。我听见小伙子在他的卧室里怒骂：“我，我操，我的，我让你们再叮我，我要把你们赶尽杀绝。”
我窃笑，二十几个蚊子够小伙子忙乎的了。在我幸灾乐祸的同时，我屋子里的蚊子也开始猖狂起来，花露水并没有使蚊子彻底灭绝，我半夜也被蚊子叮了几个疙瘩。屋子里闷热难忍，尽管电扇一直开着。我心想，什么时候才能住上有空调的房子？那样的好房子哪怕只让我住上一夜呢？
第二天中午，我妈给我打来电话：“夏焱啊，吃午饭没有？吃点好的，别总抠算自己。啊？这个月别给我和你爸打钱了，你留着，自己吃点好的，穿点好的，啊？”
午饭的时候，我喝了点酒，下午饱饱地睡了一觉。睡醒后，我背着吉他，提着音箱，走出家门，继续为人民币而奋斗。
公交车上，两个中年女人的对话，让我的情绪跌入谷底，我不知道沿街卖艺的生活还要维持多久。走进后海寻找工作，仍是一无所获。
傍晚，与那个叫林总的女孩邂逅，给我飞快旋转的大脑又增添了点新的佐料。那个女孩像是从天而降，七仙女下凡，她对我了如指掌，我对她却一无所知。
难道说是中年男人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妙龄女郎出现在我的眼前？身份由郑董变成了林总，老天爷要用这种方式考验我的人性？
关娜的电话把我从纷乱的思绪中解救出来。小卖部老板在我身后的谩骂把我从魔界拽回了人间。陈胖子开设的酒吧，无论从环境还是设备都远远地强于我之后工作的那几家酒吧。我在这里工作得心应手如鱼得水。短短五个小时，我就挣了三千块钱。
关娜说得对，干嘛不把人家陈胖子放在眼里？倘若把陈胖子装进眼里小心伺候着，我就不用像乞丐一样沿街卖艺了。我决定过几天请陈胖子吃饭，向他赔礼道歉。
深夜，我和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