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某人始终认为，起自于隋唐的“三省六部”制之中，没有单独设立一个“农部”是个非常大的缺陷。因为在这个中古时代，从根本上讲，整个社会经济仍是以农业为主。而此时的农业生产无论是在技术、还是工具上，亦或是其它外部条件上，均有很大的改进余地。
比如轮种、套种等田间技术的推广；农具上的某些改进；更多水利设施的兴修；还有就是由朝廷来推广某些新的农作物，等等。这些事情实际上都不需要后世的农业技术，却仍能够让整个社会的农业产量有一个相当大的提高。
当然，说历代的官制中，就没有与“农”相关的官员也肯定是不对的。比如在“二十四司”当中，工部之下就有“屯田”；此外，朝廷中还有一个司农寺。
“屯田郎中”所掌的，自然是朝廷在边境地区的屯田事宜。
至于“司农寺”，它源自于汉初的“治粟内史”，在汉武帝时期又被称为“大司农”，后来也称为“司农卿”。历代所赋予他的职责，简单地说，就是负责掌管朝廷征收来的粮食储藏、调用划拨，以及天下在籍的田地等。
由于与户部下属的“仓部”在职责上有重叠，所以到了南宋，这个“司农寺”基本上被废。
如果简单地来概括，宋代和之前历代所存在的问题，就是他们所设农事上的官员，更偏重于征收上来的粮食储存和调用环节上；而对于具体的农业生产环节，则相对来说一直比较忽视。
在王祯之前，中国历史上也有其它的农书，比如西汉时期的农学家汜胜之所著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农书《汜胜之书》，以及南北朝时期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等。只不过像这样的书，过去的士大夫们多数是不屑一顾的；真正想知道它们内容的农民，却又基本上不识字。因此，这些书既没有得到有效的传播，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所以，千百年来农民们在生产中所依仗的，主要是一些世代相传的经验，一直缺乏有人来对他们进行更系统性地指导。
另外就是，在组织百姓兴建水利设施上，历代朝廷同样做得很少。
我们从后世的历史书上也能够看到，真正能列在书本上的，也就是都江堰等寥寥的数个。
过去所讲的“治水”，比如“工部”下面的“水部”，它所主要关注的，一是黄河等的泛滥之事，其次就是漕运的水道是否畅通。与农业相关的水利虽然也有，相对就差多了。
也只有在宋代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曾把常平、农田水利等新法，交给了司农寺来推行。
作为一个后世之人，某人当然还知道，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大规模人口增长，都是与新作物引进相关的。
宋代的人口由隋唐高峰时期的六千余万增至近一亿，就不能说和引进、推广占城稻的种植毫无关系。
清代的人口能稳定地增长到一亿以上、直至二十世纪初的四亿，这里面除了对江南地区更多的开，从明代开始传入的更高产的番薯、马铃薯等作物，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正是鉴于上述这些看法，因此在某人的心目中，所谓的“农部”是一定要设立的。他过去之所以没有着手，主要就是因为没有相关的人才，直到他见到了王祯。
王祯的与众不同，是他不仅学习、研究农业生产技术，收集、整理、改进农具，并编写成书，并且他还把这些知识传授给百姓，指导他们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去，这在士大夫中间就实在是太少了。
在某人“生来俱有”的记忆中，历史上的王祯于旌德、永丰两地为官期间，主要作为是修路、造桥、办学；特别突出的，则是在农业的事情上。
而像修路、造桥这样的事，如今已经划给了工部下属的“道路修筑司”；办学也有教部来统一规划。因此他认为，如今应当是让王祯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到最能挥他才华的地方、即农业上来的时候了。而且还不应让他局限于一县、一郡，理当给他更大的舞台，让他的做法能推行到各地。这对大宋战乱之后的农业生产恢复将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因为在这个以农业为主的时代，所谓的战乱之后恢复经济，当其冲就是农业；何况它关乎天下人的吃饭问题。
虽然按历朝历代传统的做法，战乱之后的休养生息，总体方针应该是轻徭薄赋、无为而治。可在某人看来，朝廷在此期间还是应当有所而为的。这个“为”，就是可以对百姓的农业生产进行一些指导或引导。
事实上，恰恰是出于年龄、资历等方面的考虑，也是为了照顾行朝众人可能的感受，所以他才在王祯农部尚书一职的前面，加了个“权”字，同时又给了王祯农事院的选择。
只不过他的这个行为还是把王祯给打懵了。因为王祯怎么也没想到，仅仅是数年之间，自己就从一个没有任何名气、毫不起眼的被俘官员又成为县令，然后直接成为朝廷的尚书重臣；虽然这个尚书的前面还有个“权”字。其中的际遇实在是令人有点匪夷所思。
但某人却根本不管他的感受如何，仍接着说道：
“农为天下之本的道理，其实许多人都知道。然而真正能致力于其中者，却始终寥寥。在这点上，王爱卿你实为士大夫中的佼佼者。”
王祯露出些许尴尬之色。
“陛下谬赞了，臣也仅是在尽为官之责。”
某人摆了摆手。
“致力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