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琰深以为然的点头。
她对高密郡公不陌生，士族谱上就背过。
高密郡公孔尚贤就是这一代的鲁郡孔氏家主。鲁郡孔氏同样是大唐的甲姓世家，却是以世代传承孔子儒学列入甲姓，所以其他世家可以言利，孔氏却不可以，必须以仁为核心，谈仁说仁做仁，公利医疗就是国家对百姓的仁，孔氏家主如何会说不支持？那当然是要赞成的，至于国家财政是否能支持，那是宰相考虑的事，孔学士目前的正职是左谏议大夫，只负责谏议帝王和政事，可以很任性的表示我只关心仁政不关心财政。
另外那两位，闵祭酒、耿博士，萧琰不熟，但能与孔学士、叶学士一起喝茶议经，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想必不仅经学深醇，人品也值得称道，阿娘说一个是“言者不虚，虚者不言”，一个是“直言直语，不吐不快”，叶学士转达的墨家首领的承诺不用担心这两人不传出去，而且以这两人不虚言、不隐晦的操守，听者必信。
不会有人怀疑叶弘传假话，或者墨平说假话，那是不可能的。
也不会有人怀疑墨平做不到。
墨者虽然人人简朴，但墨者组成的社团并不穷，兼爱社可以说是大唐最有钱的社团之一。墨家开办的墨行社、墨筑社、墨织社、墨食社、墨机堂都是遍及南北、日进斗金的大商号，而这几个墨家商号存在的意义，除了以技实践，利民便民之外，就是为兼爱社的履实做钱财支持，据说每年赢利的五成都会交给兼爱社。每年捐出一百万两银，这对兼爱社来说不算什么，但墨平说的是“每年”，这是很大的自信和魄力，世家也有这种魄力，但这种魄力是用在有利润的投资上，绝不是把钱扔水里——做公利对世家来说就是扔钱到水里，除了砸出几声水响，赢得名声，啥利都没有。
而墨平的承诺一旦广为传扬开去，政事堂可就被架到火上烤了。
墨平说每年捐一百万两银子给公利医疗，政事堂的宰相还能说国家财政不能担负？有这一百万贯，就算朝廷不出一文钱，选几个地方试点也够了，何况朝廷不至于每年几百万两银子都挤不出吧？
萧琰看母亲的信中说，“按太医院之后做出的详细预算，朝廷每年若有五百万贯钱或银投入，支持在每个州建立一个公利医馆是可行的，而下面的卫生保健站的建立则可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这事不是一蹴而就的，可以先州级，再县级，再乡级；或者反过来，先乡村，再城市，一步步实施，总有全面推行的时候。关键是看，愿不愿意将国家的钱花在这上面。”
李翊浵道：“对反对这个议案的宰相来说，墨太平的承诺是件糟糕的事，这加大了民众对议案实施的期望，同时也点燃了民众的愤怒。”
母亲信中后面的内容引发了萧琰很深的思考。
她说：“贫穷是一种病，而且是世上最可怕的疾病，它能摧毁一切，道德、lún_lǐ、秩序；受困于病中的人，当有一线希望时，会不顾一切的伸手抓住它，谁敢阻挠他们，愤怒的火星会点燃，最终成为燎原大火。
“宝树，我们生下来就是锦衣玉食，体会不到什么是贫穷，书上说的饥寒交迫、贫病交加、，却终究只是文字，不可能真的感同身受。要想世族出身的皇帝和宰相真正体味百姓之苦，那是很难的。如果发生水灾旱灾蝗灾，朝廷会认真救济，希望少死些人，不要出现流民，成为王朝不安的隐患；但没有这些灾害时，皇帝和宰相不会去想怎么让百姓富裕起来，他们最多考虑的是减少对百姓的压迫，让百姓还能吃得起饭，然后都安安分分的，不要去想造反。
“太宗皇帝写的《亡朝史鉴》中，提到王朝覆灭之因：一是帝王残暴无道，如夏商二朝；二是急征暴敛，劳役重，百姓不堪其苦，如秦之亡；三是诸侯分国列强并立，中央无力控制，再遭外族入侵便亡，如西周、西晋；四是吏治败坏，国家颓败日复一日，最终身染重疴，民乱四起，如两汉之亡。太宗说，王朝要想统治长远，就不能犯上述这四条。所以，大唐的皇帝们都很重视不能苛捐杂税，不能乱征徭役，重视对边镇武将的约束，重视吏治整饬，重视对世家权力的平衡，做到了这些，国家就太平了。下面的百姓再弱一点，愚一点，做顺民，这样就更好统治了。
“但这些，都是历代王朝统治的模式。哪个王朝初期不是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但到后来呢，至多不过两三百年统治——夏商那不算，国小民少，就像大唐的一个道，最多两个道，统治个四五百年有何骄傲的？周朝不必提，东周就是春秋战国，早就不复王朝了。现在一些儒生推崇‘上三代之治’，真是可笑。这个不扯远了，若按照这个统治模式，大唐不过两三百年，或三四百年，单是土地兼并，就会走入民变蜂起的局面。而李氏不是被民变掀翻，